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乡镇企业行政主管部门能否向农村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收取管理费问题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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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办法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1996年10月16日天津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1996年10月16日公布施行）


第一条 为鼓励台湾同胞在本市投资，保障台湾同胞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本市与台湾两地的经济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台湾地区的公司、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作为投资者在本市投资的，适用本办法。
台湾同胞以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投资的公司、企业、其他经济组织作为投资者在本市投资的，以及居住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台湾同胞以个人身份在本市投资的，也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必须依法及时办理台湾同胞投资事宜。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主管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和本办法，对台湾同胞投资者及其企业进行认定，接受台湾同胞投资者的投诉，并负责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台湾同胞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障工作。
第五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在本市兴办企业，应当依照规定向市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申请人应当自接到批准证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到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领取营业执照。
台湾同胞投资者在本市兴办的企业，涉及行业管理或者许可证管理的，在取得国家或者本市有关部门批准文件、许可证后，按照前款规定申领批准证书，领取营业执照。
第六条 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主管部门认定台湾同胞投资者，凭其提供的本市有关主管部门颁发的批准证书和营业执照，其中属于本办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情形的，还须凭其提供的境外企业所有权、股权证明文件和下列证件之一：
（一）户籍证或者其复印件；
（二）身份证；
（三）台湾地区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
（四）其他能够证明身份的文件。
第七条 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主管部门对经过认定的台湾同胞投资者，应当颁发认定证件；对台湾同胞投资者的随行眷属以及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聘用的台湾员工，也应当发给相应的证件。
台湾同胞投资者及其随行眷属以及受聘于台湾同胞投资企业的台湾员工，凭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主管部门颁发的认定证件，可以享受本办法规定的有关优惠待遇。
第八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可以委托亲友作为其投资代理人。代理人应当持有经公证的授权委托书。
第九条 台湾同胞在本市投资可以采取下列形式：
（一）举办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和全部资本由台湾同胞投资者投资的企业；
（二）开展补偿贸易、来料加工装配、合作生产；
（三）开展国际租赁业务，承包或者租赁企业；
（四）购买企业的股票和债券；
（五）购置房产；
（六）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并且开发经营；
（七）以“建设＿经营＿移交”方式投资基础设施项目；
（八）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投资形式。
第十条 本市鼓励台湾同胞投资下列项目：
（一）发电站、热力站、煤气厂、自来水厂、污水处理厂、水利枢纽、城市道路的新建扩建、桥梁、公共交通、环境卫生和园林设施；
（二）公路网中国家级主干线、高速公路和一级汽车专用线；
（三）危陋房屋改造、安居工程和其他住宅建设工程；
（四）国有工业企业改造；
（五）农业综合开发和农业新技术、优良品种引进；
（六）基础原材料和高新技术、新兴产业；
（七）本市鼓励兴办的其他项目。
第十一条 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台湾同胞可以在本市投资经营以下项目：
（一）银行，财务公司，信托投资公司，保险公司，保险经纪人、代理人公司，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金融租赁，金融、保险、外汇咨询；
（二）合资、合作经营商业零售、批发；
（三）合资、合作经营物资供销；
（四）合资、合作建设、经营高档宾馆、别墅、高级写字楼；
（五）合资、合作经营旅行社；
（六）合资、合作经营会计、审计、法律咨询服务；
（七）合资、合作经营进出口商品检验、鉴定业务；
（八）合资、合作经营发展教育、文化的项目；
（九）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台湾同胞可以投资经营的其他项目。
第十二条 本市对台湾同胞投资者的投资不实行国有化和征收；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台湾同胞投资者的投资可以依照法律程序实行征收，并给予相应的补偿。
第十三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在本市投资的财产、工业产权、投资收益和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可以依法转让和继承。
第十四条 台湾同胞投资企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经批准的合同、章程进行经营管理活动，其经营管理的自主权不受干涉。
第十五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依法获得的投资收益、其他合法收入和清算后的资金，可以依法汇回台湾或者汇往境外。
第十六条 经海关批准，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可以设立保税工厂、保税仓库。
第十七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的人身权、财产权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除依据法律、法规以及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之外，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对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另立收费项目或者提高收费标准；不得强制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参加各类培训、评比、赞助等活动。
对违反前款规定的，台湾同胞投资者有权拒绝并向有关主管部门举报。
第十八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及其随行眷属以及受聘于台湾同胞投资企业的台湾员工，在下列方面与本市市民享受同等待遇：
（一）住房租赁费；
（二）住宿费；
（三）医疗费；
（四）私人电话初装费；
（五）乘坐车船费；
（六）子女入托、入学费；
（七）文化、体育、娱乐场所和其他公共场所收费。
第十九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及其随行眷属以及受聘于台湾同胞投资企业的台湾员工，在本市购买飞机票和缴纳购置房产契税时，依照国家规定予以优惠。
第二十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可以依法成立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依照法律、法规和经批准的章程活动，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二十一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因商务或者其他活动需要出境前往其他国家的，可以到市公安机关申请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第二十二条 台湾同胞投资企业的员工可以依法建立工会组织，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应当保障工会组织的正常活动。
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应当依法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集体合同并严格履行，保障员工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第二十三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与他人之间发生的与投资有关的争议，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或者调解解决。
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依据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或者事后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提交仲裁机构仲裁。
当事人未在合同中订立仲裁条款，事后又未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四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向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投诉、申诉或者控告，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台湾同胞投资者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五条 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主管部门接到台湾同胞投资者的投诉，应当对投诉事项进行调查，组织协调有关部门进行处理，并自接到投诉之日起十五日内将处理情况书面答复投诉人。
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主管部门转交有关行政部门处理的投诉，有关行政部门应当及时办理。
第二十六条 扰乱台湾同胞投资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和侵害台湾同胞投资者人身、财产权利，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6年10月16日
“死人”复活案凸显被告人权利保障机制缺失
　　　　　杨涛

佘祥林，湖北省京山县雁门口镇何场村人，系京山县公安局马店派出所原治安巡逻队员，因涉嫌杀死妻子而被刑事拘留。曾两次被宣告“死刑”，后因证据不足逃过鬼门关。后被京山县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但在3月28日，被佘祥林“杀害”达11年之久的妻子张在玉突然现身……(《新京报》3月31日)
佘祥林在鬼门关上打了两个滚，被关十一年，终于?S来了清白之身。与其相类似的是云南昆明警察杜培武，一审被判处死刑，二审改为死缓，直至真凶出现，才洗尽冤曲。但河北省石家庄市的聂树斌却没有那么幸运，他被执行枪决后八年，却冒出个叫王书金的人说当年的凶案是他干的，如果此事属实的话（此案正在复查），聂树斌可真是比窦娥还要冤。
一个个死刑案件，最后都被证明是误判，公民的生命和自由在一些地方司法机关如此轻率地被处置，令人触目惊心。在佘祥林这个案件中，其妻子张在玉明明是自己离家出走，但是，有关部门根据数月后在离村不远的窑凹堰边发现一具身体已腐烂得面目全非的女尸，以及经过张家人的辨认，就轻率地认定是张在玉。我们不禁要问，有关部门有无做法医鉴定，有无做DNA鉴定呢？有无其他证据来辅助证明该女尸就是张在玉呢？当初佘家人始终没有看到死者的真容，他们问派出所凭什么认定时，警察竟然回答：这个不由你说了算，政府肯定没有错。其次，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张在玉明明还活着，那么当初证明佘祥林杀人的供述、物证以及作案情节又是如何得出，有关办案人员能逃脱刑讯逼供的嫌疑吗？
事实上，当初法院也是发现了这个案件疑点重重，不然他怎么能终于逃过鬼门关呢？当年，佘祥林两次被判处死刑，终因证据不足免死，而被改判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根据现代法治“无罪推定”的原则，对于一个被告人，如果控方不能以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构成犯罪，那么就应当宣告其无罪，“疑案从无”、“宁可放纵一千，不可枉杀一人”，体现了法律对人权的保障。刑事诉讼法也明确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但是，这样的思想与规定在实践中并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打击犯罪始终是我们司法机关遇到疑难案件的主导思想，因而，我们通常还是抱着“疑案从有”的精神。近年来，情况有所改观，司法机关更加慎重对待疑难案件，但仍然是“疑案从轻”，就是对有疑义的案件不判无罪，而是判处轻刑，特别是对于证据不足、有疑问的死刑案件，改判为死缓或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留有余地、留下活口。佘祥林便是在这种情形下，侥幸逃脱鬼门关的。
不仅司法实践和司法人员并不遵循“无罪推定”的原则，就是我们的制度也还没有很好地为这种原则的贯彻提供有效的保障。刑事诉讼法规定，二审法院对于一审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但是，如果案件二审法院无法查清，发回一审也无法查清，对待这种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二审法院却无权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只能一次又一次发回重审，或者让一审法院从轻判决了事。
被告人的权利除了在审判时无法得到“无罪推定”的保障，其申冤救济程序同样也缺失。我们的刑事案件再审程序的启动权也只赋予法院和检察机关，被害人与被告人也只有申诉权，而这种申诉是否有效，再审程序能否被启动，完全取决于司法机关是否愿意启动。于是，被告人及其家属只能一次一次地申诉。为给佘祥林申冤，佘祥林的哥哥佘锁林上访，于1995年5月4日被拘留41天。母亲杨五香因四处张贴寻人启事和上访，于1995年5月6日被抓入狱，在京山县公安局看守所关了9个半月。结果，再审程序的启动往往要等到像杜培武案一样等真凶出现，或者像本案一样，等着“死人”复活。
　一个个类似佘祥林、杜培武的案件的出现，再次深刻地暴露出我们司法制度对于被告人权利保障机制的缺失。现在，我们有必要追究给予佘祥林案中相关人员的责任，同时给予佘祥林及其家属国家赔偿，但是，如果我们不对这些案件暴露的深层次的体制问题进行深刻反思并找到有效对策的话，我们真正无法避免此类错案一个又一个地出现，无辜的公民又难免为此而蒙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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