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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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添雄 西南政法大学 讲师


关键词: 范式/理性/知识产权法学/现代性
内容提要: 如何实现知识产权法学在中国的现代性是源起于对法律移植的思考。无论是以外观为标准的形式理性，还是以内在逻辑关联的实质理性为视角，均可获得实践化转向的必然结果，这表现为从“知识产权法是什么”进入“知识产权应是什么”的渐变过程。这一过程主要表现为研究范式的形成，以及理性元素的不断生成、积淀。


一、范式的雕琢与形成：元问题的讨论及之后

之所以称为“范式”，是因为知识产权法学研究的模型实在必要，研究共同体需要有一个作为研究基础的理论准备，并在此之上努力拓展。托马斯·库恩认为所有的科学发展都无法回避对“范式”的确立，“因为他将要加入的共同体，其成员都是从相同的模型中学到这一学科领域的基础的，他尔后的实践将很少会在基本前提上发生争议。以共同范式为基础进行研究的人，都承诺同样的规则和标准从事科学实践。”[1]就此而言，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迄今为止是否已经形成如此的承诺、并达成理论共识呢？

元问题的讨论，渐而成为学者展开研究和从事学术研究的起点，因此大部分学者往往都会在这个问题上展现自己的观点。实际上，国外知识产权学者从事知识产权法学研究，对“客体”问题同样抱有浓厚的兴趣。雅盖隆大学的耶尔齐·塞尔达教授在《欧洲七国学者论著作权客体和主体》一书中认为，各国法律中著作权的客体是著作权理论界关注的问题，并且是实践，特别是判案的焦点。[2]此书在中国的译介，一方面响应了中国学界对元问题讨论的兴趣，一方面又推进讨论的热情。时至今日，知识产权的客体或者对象仍然是知识产权法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兼重点话题。[3]

基于元问题解读存在无法统一的状况，有学者作出知识产权法学的研究范式尚未形成的判断。若就外观而言，“知识产权”是什么，各方均未能达成一个如法条般准确和统一的看法，部分学者甚至还在为是应该使用“客体”还是使用“对象”称谓而争论着。[4]但仅就形式上的表述不一致，就认定范式尚未形成，这怕是有失偏颇的。至少从形式上讲，知识产权法学的研究对象已然存在，即知识产权制度。否定范式的存在，那么从根本上讲就是无视现实制度的存在。知识产权的对象，无论是直观层面的“智力成果”还是哲学思考层面的“信息”，都与科学技术密切关联。有论者以“科学技术只是在近200多年里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为由，断定“作为保护技术发明的知识产权法自然也就不可能在理论上超越科学技术而独立发展。”知识产权法作为知识产权法学理论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真的无法跨越现实、迈进未来从而独立发展？这似乎不单是对因果关系的论证缺乏严谨逻辑推理，而且完全忽略了法学研究应该有的预测功能，从而忽略了法律的本意：规范现在和预制未来。

自1982年我国第一部知识产权法——《商标法》颁布算起，将近三十年的时间积累和经验积淀，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符合国际规则和经济发展需要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虽然有学者对理论仍然持不满足态度，认为如果把法律规范的制定和法学理论的研究比作整个法律制度的两条腿，那么就知识产权法而言，法律规范这条腿的生长速度大大地超过了法学理论研究的这条腿。这种“一腿长，一腿短”的状况在事实上造成了知识产权制度尤如行进在不平坦的道路上。但不可否认的是，知识产权法学不断地创制抽象性和技术性概念，追求规则形式的理性，注重逻辑的层级和规则之间的内在一致性。技术性概念的使用、规则之间关联的合乎逻辑、法学体系的整体协调性成为结构性变化的明显特征。

二、走向实践的转向：关注现象、重视具体

知识产权法学，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实现了一种从工具式的拿来主义到关注生活的现实理性的转向。除了基础理论研究、制度构建研究，还形成了重要的实务研究板块。这一板块以解决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具体知识产权法律问题为直接目标，遵循“形而下”的研究进路，渐而形成与其他民事法律学科研究不同的特色：知识产权司法界成为知识产权法学前沿问题的重要研究力量。这并非司法界的不务正业，恰好相反，是其业务的重要构成。相对于其他民事法律，由于涉及到不断进步的现代科技，知识产权法中直接来自于生活的新问题更多样、更复杂，因此，司法第一线的法官在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中逐渐扮演起部分前沿研究的重要角色。法官们的法学研究，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思考成果，都为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注入了“从生活出发”的实务元素。

“从生活出发”之所以重要，不单单是因为法官解决社会纠纷的职责所在，更是知识、科技推动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后者当然不局限于职业和学术分工，于是除了法官，律师、科研及教学人员均亦有意识地关注本土的知识产权法律现象和具体问题。基于关注现象、重视具体的共同研究路径，知识产权法学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时常携手合作，并在案例研究方面多有成果，逐渐形成典型案例指导制度。经过多年合作与磨合，学界与司法实务界开始寻求构建长期和稳定合作的全国性平台。

在原有理论研究格局中引入新的研究力量，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已经进入知识产权法学研究的成熟期呢？知识产权法学走向实践的转向，实际上能够提供部分的答案。因为走向具体实践的结果，必然是走入社会经济发展形态的需求之中。有创新才可能有理论发展，而理论的发展并非纯属独立自为，必然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现代性的演进，蕴含着关注现象和重视具体的理论诉求，由此新的研究成果方有可能随着经济样态的复杂而呈现多样性。

三、意识形态的适度弱化：通过私法的社会控制

自1949年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至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抛弃了近代民法学三代学人所积累的法制基础与学识理论，转而继受苏联民法及民法学，这与此前中国继受的大陆法迥异。大陆法系是一个超越国界的抽象的规则体系和理论体系，其意识形态的色彩淡薄，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均可采用。[5]由于在政治、经济方面的中央集中，改革开放前的民法及民法学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甚至物权法在通过之前都饱受到意识形态的挑战。那么，在知识产权法学的发展历程中，意识形态又对其产生何种影响呢？

知识产权法的研究必然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很难想象法学是一个去意识形态化、无意识形态的东西，况且根据经验，法学之所以发生这样那样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其自有的所谓纯粹学术价值，而是因为它所处的特定意识形态环境，这点在中国变现得尤为明显。对比中国社会的过去和现在，原来的社会控制采用的是纯粹权力模式，而今在竞争经济的培育下，市民社会逐渐成熟，原来的权力空间减次消退而由民众权利进而填充，通过私权和私法的社会控制成为法治发展的未来。正是因为处于这一转型的动态过程中，知识产权法学研究的意识形态色彩逐渐淡化，即便是局部尚未褪化，也已然成为未来趋势。

在改革开放之前，“知识产权”作为术语在法学研究中并不多见，其所指利益更多地表述为“稿酬”或者“劳动工资”，学界认为因为“它不是等价有偿的问题，它是按劳分配的问题，而商品交换则是等量劳动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性质不同，其内部规律也不同，不能够按一种立法原则和立法手段来处理。”并由此得到一个结论，“所以，我们公有制国家不仅从理论上不承认私法的观点，就是按私权的概念包括的内容看，我们认为也是不同性质、不同种类的，要用不同的方法来调整。资产阶级私法的概念在我们这里不能适用。”[6]学者通过对劳酬关系的分析，获得了对著作权、专利权性质的认识，认为是劳酬关系、劳动工资关系。于是，据此所构建的民法科学体系仅仅包括三大块：权利主体、物权、债和合同。因为智力成果不像一般的体力劳动产品，能够在市场上衡量出价值来，智力成果的价值是不能用货币衡量的。因此，智力成果不是商品。至于稿费，则属于劳动报酬的问题，原则上应依照劳动关系处理。这种论证过程和结论，显然是受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基于如此的劳动价值观念，作者利益在改革开放前期至著作权法通过的1990年期间，在法律制度层面上，均以“稿酬”的形式加以维护。

这一时期的作品、科技成果，在研究者看来，尚不属于商品，法律意义上的私权概念也尚无法得以建立，遑论这类成果的交易规则和制度的构建。虽然此处论述参照的是有形物成为市场交易对象的过程，但对知识产品而言，交易前提仍然成立：他们必须相互承认私有者的权利。因为，只有知识产品的创造者获得他人和法律所承认的权利，方才获得进入交易的资格。在1986年之前，学界一直为知识产品的权利化构建理论基础而努力，以劳动报酬观念解读走向市场的知识产品的理论进路逐渐被放弃，权利观念续而形成，法律化也终得完成。从整体上看，对知识产品的理解已经开始形成注重市场交易规则、淡化所有制的法律思维。在这一时期，法学界重拾源自前苏联的“智力成果权”一词来统称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等一类民事权利，也有学者将这类权利表述为“无体财产权”。

权利的觉醒和培育，加快了公权力退出知识产权法学领域的速度。在私权发展的两端，知识产权法学研究逐渐形成稳定的领域，一方面，基于现行知识产权法中仍然存在国家意识的现状，形成本研究领域中“国家”意识的批判；另一方面，针对私权或公权对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共领域的挤占现象，兴起公共领域学说，批判并抗拒公共领域空间的萎缩，着力强调知识产权的公共性。具体言之，国家意识在著作权法上强烈挤占本应进入公有领域的智力资源，“《我的前半生》‘无主财产’公告案”所引起的广泛讨论令人对著作权“国家享有”的合理性产生强烈质疑。若放宽地域视野，我们似乎可从比较法角度更清晰地解读到著作权法中残留的公权控制。与日本著作权法进入“国库”而消灭著作权相比，中国著作权法上的“国家享有”并没有消灭权利本身，而仅仅只是权利的转移——国家享有著作权的作品的使用，由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管理。[7]

四、理性的积淀：形式与实质

如前所述，知识产权法学研究范式渐已形成，即便是“知识产权法学理论落后于立法”的观点能够成立，也无法否认范式所具有的理性——无论是形式理性还是实质理性。韦伯认为，“理性”是近代以来法律的发展趋势，就是从“实质”理性发展到“形式”理性、法律中的形式性逐渐呈现并取得支配性地位的过程。法和法的实务实践如何发展，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作为技术和经济发展的结果而存在，这种存在可以说是一种理性的改造。“法的专业性，以及日益把各种适用的法评价为一种理性的、因此随时都能怀着理性的目的加以改造的、内容上没有任何神圣性的技术机构，这都是法的不可避免的命运。”[8]三十年知识产权法制的建设历程，完成了知识产权的启蒙，并进入可以理性思考的阶段。“毫无疑问，启蒙运动的真正后果是完全不同的后果：即把所有权威隶属于理性。”[9]启蒙后的理性，成为与外界对话的基础，而不再人云亦云或就范，创新观点国际视野等构成理性的内涵。

按照韦伯的论述，理性分为形式的和实质的，前者以外观为标准，后者以内在逻辑联系为视角。那么，知识产权法学的形式理性，就应体现为理论的体系化，这种理论理性的直接体现即是对法典化的追求。实质理性，体现为一种对妥当解决中国社会知识产权法律问题的说理及操作方案的追求，或者说，知识产权问题解释和解决之道的中国化，这将显示法律作为地方性知识的特征。体系化的追求，最直接地表现为众多学者对知识产权各个部门法律基本原则的提炼，试图为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及已经进入知识产权法学研究视野的其他权利在理论上抽象出某种基本原则或共同基础，这类成果主要包括了各式以“知识产权总论”命名的专著。在构建理论体系化过程中，知识产权法学研究领域不断地得到拓展。在此过程中，由于知识产权自身对商业和技术的依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重心已悄然发生改变，从创作者、创造者的利益转至投资者利益，在这一意义上讲，著作权法已经变成经济法、商法的一部分。法律保护重心的迁移，直接影响知识产权法学研究者的利益立场。不少学者的研究起点和重心开始发生转向，从权利人到社会公益或社会公众，后者逐渐成为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中力量突显的领域，从本质上讲，这构成制度启蒙之后最为重要的理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如前文所言，对知识产权中公有领域、公共利益及公共政策的研究，由概念而系统，由抽象进而具体地展开。

知识产权法学的理性，除了可从以公共利益作为逻辑起点的研究内容获得体验之外，还表现为国际视野的初具和国际双向交流的形成，这里指的是一种输出性的国际视野，虽然至今仍然幼稚，但远远不再是早期的模仿式制度再造。因为是舶来品，所以或者学习日本、或者学习欧洲大陆国家、或者学习英美。模仿式制度再造，其眼界饱含的是缺乏自信的谦卑，或者说，就是一种单向维度的制度输入或就范。




注释:
[1]［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四川省雅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雅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雅安市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级各部门：

　　《雅安市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办法（暂行）》已经市政府第85次常务会议审查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九日



雅安市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办法（暂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农村交通安全管理，维护农村道路交通秩序，保障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方便农村群众出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结合雅安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应落实“党委领导，政府主责，各司其职，部门联动，群众参与”的管理机制。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应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依法管理，方便群众”的原则，保障农村交通安全、有序、畅通。

　　第三条 雅安市境内涉及农村道路交通活动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督促辖区内的单位落实道路交通安全责任制，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妨碍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的行为，有权劝阻、制止和举报。



第二章 农村道路交通安全职责



　　第六条 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实行属地管理和分级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县（区）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县（区）长为具体责任人；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乡（镇）辖区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乡（镇）长为第一责任人，分管副乡（镇）长为第二责任人，具体工作由乡（镇）安全生产办公室组织实施。公安、交通、农业（农机）、安监等部门按各自职责，依法实施委托执法，确保农村道路交通安全。

　　第七条 明确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职责，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通力合作，全力抓好农村交通安全。

　　县（区）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乡镇（街道）安全生产监管规范化建设的通知》（川办发〔2008〕7号）的规定，对乡（镇）安全专管人员的编制、人员、经费进行逐乡（镇）核定落实到位。督促乡（镇）政府切实履行好本地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加强对农村道路的交通安全管理，确定专人负责，责任到人。要进一步加强安全文明示范乡（镇）和交通安全文明村（校、单位）的建设，不断夯实工作基础，并依托这些载体，把交通安全管理的措施落实到辖区每个单位、岗位和从业人员。

　　乡（镇）人民政府及其安全生产办公室，负责本辖区交通安全的综合管理和督促检查，切实做好辖区机动车及驾驶员基础台账的建立，杜绝无牌无证车辆上路行驶。经交通、公安交警、农业（农机）等部门的委托或授权，负责辖区的农村客运发车站（点）的日常安全管理工作和开展辖区内农村道路安全巡查。

　　县（区）公安机关负责履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赋予的车辆牌证、驾驶证的核发及审验和管理，指导各乡（镇）做好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基础工作，同时对需要采取强制措施的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人及时依法实施强制措施。

　　县（区）交通部门负责农村客运发展规划，合理安排运力，切实解决农民乘车难的问题，加强农村客运的管理；负责客运车辆技术管理；负责指导对县（区）、乡、村道路安全警示标志的设置和安装，对危桥险路隐患的整治；负责营运驾驶员的运输知识培训、考核、发放有关证件等工作。

　　县（区）农业（农机）部门应加强对农村道路上行驶的农机车辆的安全监管，履行对拖拉机牌证及驾驶证的核发、审验、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职能，杜绝给未进公告目录的拖拉机核发牌证。

　　第八条 由乡（镇）人民政府牵头，乡（镇）安全生产办公室具体实施对辖区内的农村道路进行日常巡查和路面管控，查处并纠正农用车、拖拉机、摩托车（两轮、三轮摩托车）、货运汽车、自用车等车辆从事非法客运、超速、超载及其它违法违规行为，规范农村短途客运市场。乡（镇）人民政府要定期召集所辖部门召开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会，总结、安排、部署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乡（镇）人民政府要指导各村（社）组建立健全机动车安全联组和驾驶员安全协会，确保有效开展工作。



第三章 农村道路交通安全保障



　　第九条 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乡（镇）（街道）安全生产监管规范化建设的通知》（川办发〔2008〕7号）的要求，乡（镇）人民政府设立安全生产委员会，由乡（镇）长担任主任，分管副乡（镇）长为副主任，相关所、室负责人为成员。安委会下设办公室，负责本乡（镇）安全生产的综合监督管理。本乡（镇）所属的公安派出所负责交通安全的民警、农机（农业）、安监等人员全数作为安办工作专兼职人员。在专兼职人员中安排不少于2人负责交通安全管理，并由公安机关聘为协警人员。

　　把道路交通等安全生产工作纳入村民自治，制订文明公约。各村确定一名安全协管员，县（区）财政出资发放工作补贴，负责辖区内道路交通等安全信息收集、报告，协助管理处置道路交通等安全及突发事件。

　　第十条 乡（镇）安全生产办公室的工作经费统一纳入县（区）乡（镇）财政预算。县（区）财政按专职安全管理人员每人每年不少于1万元预算乡（镇）安全生产办公室工作经费；按专职人员每月300元预算乡（镇）安监人员安全检查防护补助；按实际需要聘用安全协管员，其补助经费按每月100-150元纳入财政专项资金安排。乡（镇）安全生产办公室应有独立的办公场所，配备必备的办公、通讯等设备。

　　乡（镇）安全生产办公室负责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的工作装备和设备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统一通过县（区）政府财政预算，统一采购，统一配备工作用车、通讯工具、服装等。

　　第十一条 公安、交通等部门可以制作统一的委托书，委托乡（镇）人民政府对下列违法违章行为予以检查和纠正，对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按委托权限依法处理。

　　（一）客运车辆、自用载人车辆超载；

　　（二）农用车、拖拉机、摩托车（两轮、三轮摩托）、货车等从事非法载客，无证驾驶；

　　（三）拼装车、报废车、“三无”车违章上路行驶；

　　（四）农用车、拖拉机、摩托车（两轮、三轮摩托）、货车上路超速行驶、违法载人等；

　　（五）违法占道。

　　接受委托的乡（镇）人民政府要在委托权限范围内，协助委托部门管理本辖区内的交通安全工作，组织村民、交通参与者及交通违法人员进行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教育和学习，制止并纠正交通违法行为，维护好交通秩序。委托行政机关对受委托的乡（镇）人民政府的执法行为应当负责监督、指导，并对该行为的后果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十二条 把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纳入对县（区）、乡（镇）政府领导班子年度绩效考核内容。把农村道路安全设施完善任务作为民生目标纳入对各县（区）政府的考核。市政府重点考核县（区）政府落实乡（镇）安全生产办公室机构、人员、经费、装备的情况，开展农村道路隐患排查的情况，农村道路安全设施完善任务完成情况等。

　　市安办、市政府目标督查办公室牵头，每年不定期对县（区）、乡（镇）落实情况进行督查督办。



第四章 农村道路安全



　　第十三条 农村道路应具备和保持车辆安全通行的必备条件，其维护保养及交通标志标线设置和交通安全隐患整治应制度化，实行县道县（区）管、乡道乡（镇）管、村道村管。

　　政府对筹资、投资参与农村道路的改、扩建应予以大力支持。

　　交通、农业（农机）部门应当加大农村道路投资，加强对农村机耕道建设的规划、施工、维护和安全管理等工作的监督和指导，积极帮助农村加快道路建设。

　　第十四条 新、改、扩建农村公路，道路建设与安全设施必须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未同步开展安全设施设计、落实安全设施投入资金的农村道路，不得新、改、扩建。安全设施投入资金，市、县（区）财政给予配套补助解决。

　　凡已投入使用的农村道路必须在2015年以前设置和完善交通标志、标牌及其它交通安全设施。县（区）政府要制订完善农村道路安全设施规划，作为公共安全基础设施投入项目，逐年在财政预算中落实配套资金。

　　第十五条 对路况恶化等不适宜车辆继续通行的路段，公安、交通和乡（镇）管理部门应及时报告当地县（区）政府采取措施，按“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及时维修，排除隐患。

　　第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公路主管部门批准，不准占用农村道路摆摊设点、停放车辆、堆物作业、搭棚、进行集市贸易和其它妨碍交通安全的活动。

　　第十七条 未经允许，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在农村道路两侧一定范围内进行爆破、采矿、施工作业；不准在农村道路上挖沟引水、打场晒粮、放养家畜、堆肥、倾倒废弃物等。



第五章 农村客运安全



　　第十八条 发展农村客运，必须坚持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安全、经济、便捷的交通运输服务为前提，以满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出行需要为出发点。乡（镇）人民政府应根据本乡（镇）实际，主动提出本乡（镇）开行客运线路可行性方案，经县（区）公安、交通、安监等部门确认符合安全运行条件后，将具体开行线路、投放车辆数量、车型、经营方式、安全保障制度等，报有关部门按其职责许可实施，并报相关市级部门备案。

　　第十九条 各县（区）交通部门在新增农村短途客运线路时，要严把客运市场准入关，把安全生产条件作为线路审批的重要依据，实行安全一票否决制。

　　第二十条 交通运管部门要加强发班管理，严禁晚上7时后至次日凌晨6时前安排客运班次，严厉查处不按核定线路运行的行为；公安交警部门要加强路面监管、巡查，严厉打击农村客运车辆夜间在三级（含三级）以下公路运行的行为。

　　第二十一条 县（区）交通部门应根据各地农村道路状况、客流分布、出行习惯、经济条件等特点，在运力投放之前应认真调查、论证，投入数量要恰当，车辆档次可根据农村经济发展逐步提高。



第六章 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第二十二条 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的形式应多样化，报刊、电视、广播、会议、宣传资料、宣传车、标语、文艺节目、录音录像、创建交通安全村（校）等一切有利于提高广大农村群众交通安全意识的方式均鼓励采用。雅安日报社和市、县（区）及乡（镇）电视广播，要开辟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栏目，定期刊播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内容。

　　第二十三条 公安、交通、农业（农机）等部门除大力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外，应积极主动指导，并向媒体、乡村、学校提供交通安全教育资料素材。

　　第二十四条 教育部门要抓好农村中小学校创建交通安全学校活动，把交通安全教育列入教学内容，经常开展交通安全教育活动。

　　第二十五条 乡（镇）人民政府及村组是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的主体，要把交通安全教育和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等内容写入村规民约之中；要经常组织本辖区驾驶员、车主开展交通安全教育学习；要在主要道路、学校、场镇、车站、码头及人口密集场所开设张贴永久性宣传标语牌、栏，努力提高全民交通安全意识。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的行为，应由相关执法部门按照《安全生产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公路法》、《道路运输条例》和《四川省农业机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所指农村道路是指县道、乡道和通村通组道路。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从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为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