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党组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精神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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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党组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精神的通知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国中医药党〔2003〕1号
中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党组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精神的通知
各直属单位党委（总支、支部）、纪委，局机关各支部：
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已于2003年2月17日至19日在北京胜利召开，这次会议是在全党全国人民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用十六大精神统领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全面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形势下召开的。全会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不仅对2003年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作出了部署，而且研究提出了今后五年乃至更长一个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总体要求和工作思路。
党中央对这次会议的召开非常重视，胡锦涛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全面分析了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明确提出了做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必须把握的重要原则。这对于全党进一步认识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重大意义、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的战略部署、进一步推进新世纪新阶段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局机关和直属单位各级党组织要积极行动起来，迅速掀起学习贯彻中央纪委二次会议精神的热潮，通过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切实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各级纪检监察干部认真学习、坚决贯彻胡锦涛同志的重要讲话和吴官正同志的工作报告，按照围绕主题、把握灵魂、狠抓落实的要求，深刻领会和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基本观点，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坚定信心、发奋工作，坚定不移地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继续推向深入，更好地为中医药改革与发展服务，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服务。
为了更好地促进新形势下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现就认真组织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精神提出如下要求：
一、进一步充分认识做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局机关和直属单位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务必充分认识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既是党和国家的重要工作，也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继续坚定不移地做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重要保证，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任务，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我们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清醒地认识到腐败现象的极端危害性，清醒地认识到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进一步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工作紧迫感，紧紧围绕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围绕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以坚定不移的态度、坚强有力的工作和坚持不懈的努力，进一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断以新的工作成效取信于民，更好地担负起反腐倡廉的历史使命，保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顺利实现。
二、坚定信心，把握全局，切实有效地推进新时期新形势下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党的十六大为我们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都要认真总结实践经验，不断加强理论武装，认真按照十六大的要求，从总体思路上把握好以下几方面的重点，坚定反腐败的必胜信念，切实有效地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断推向前进。
1、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统领中医药的改革与发展，把始终做到“三个代表”作为衡量反腐倡廉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作为衡量中医药改革成就的标准；
2、围绕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开展反腐倡廉工作，为促进中医药事业的不断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于中医医疗保健的需求服务，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
3、坚决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要求，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确保中医药各项改革与发展工作的顺利进行；
4、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逐步加大治本的力度。继续贯彻执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反腐败抓源头工作实施意见》，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力度，加强对掌权、管钱、管人等重点部门和岗位的监督与管理，改革和完善管理制度，强化监督制约机制，增强依法行政意识，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
5、发扬与时俱进的精神，推动反腐倡廉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发展。要根据中医药行业的特点，积极探索通过深化人事、分配制度和运行机制的改革，促进行风建设、消除腐败因素产生的途径；
6、全面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和任务，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充分发挥纪律检查委员会作为党的监督机关的职能作用，加大中医药改革与发展各项工作的正确引导和监管力度。
三、整体推进，突出重点，扎扎实实地抓好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200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的第一年，认真做好今年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意义重大。我们要坚持党中央确定的反腐败指导思想、基本原则、领导体制和工作格局，根据发展变化的新形势和新情况，探索新的途径和对策，着重在抓巩固、抓落实、抓深入、抓提高上下功夫，扎实有效地从以下几方面推进反腐倡廉工作，努力取得新的阶段性成效。
1、抓好廉洁自律规定的落实，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从政行为。要继续贯彻执行好“三重一大”制度、民主生活会制度、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制度、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制度、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等各项廉政规章制度。
2、重视信访举报工作，积极协调、化解各类矛盾；继续加大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的力度，严格执行和维护党的纪律。
3、深化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工作，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局机关各部门和各直属单位要高度重视进一步惩治和纠正医药购销中的不正之风。严肃查处药品和医疗器械购销中给予和收受回扣等商业贿赂行为。非营利性医疗机构都要对国家规定列入招标采购范围的药品实行集中招标采购。进一步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认真解决医疗服务中索要和收受“红包”的问题。
4、创新体制机制制度，重点是对权力的制约、资金的监管和干部任用的监督，推进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工作。
5、健全制约监督机制。我局是中央纪委纪检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和部署，努力配合上级做好试点工作，并结合体制改革进一步加强机关纪委的工作，强化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
6、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部门要根据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精神，进一步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切实加大工作落实的力度，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务求取得实效。要继续加强自身建设，切实提高干部队伍素质。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风廉政宣传教育，把党风廉政宣传教育纳入全党宣传教育的总体部署，树立廉政典型，大力弘扬正气，为反腐倡廉提供思想保证和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四、精心组织，注重实效，把学习贯彻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精神的工作进一步引向深入
局机关和直属单位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部门都要把学习贯彻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精神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和工作重点，精心组织，注重实效，切实抓紧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把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进一步引向深入：
1、要根据工作实际，兼顾工学，统筹安排，制定好学习研讨计划，近期要以各支部为单位，抽出2个半天的时间进行集中学习，使学习工作做到有计划、有落实、有督促、有检查。
2、在安排好本部门本单位集中学习的基础上，局机关各支部和直属单位二级院所的党委（总支、支部）书记、纪检监察工作负责人要合理安排好工作时间，保证参加局直属机关党的工作会议和纪检监察工作会议，以进一步集中深入学习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精神。
3、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部门可采取召开集中研讨会、学习交流会或播放辅导报告录音录像等多种形式，生动活泼地组织好学习。有条件的单位，还要充分运用局域网、报刊、板报等舆论工具，加强对学习情况和学习收获的宣传。
4、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学习效果，把能否通过学习切实指导和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作为衡量学习效果的根本标准。
5、各部门各单位应于2003年3月5日前将学习、宣传、贯彻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精神的情况，及时报送局纪检监察室。
中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党组
二○○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甘肃省家畜家禽防疫实施办法
甘肃省人民政府
甘肃省家畜家禽防疫实施办法
（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１３日 甘政发［１９８６］１９５号文发布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２２日省政府令第２７号修正）
第一条 为贯彻国务院《家畜家禽防疫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农牧渔业部《家畜家禽防疫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特制定本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畜禽传染病，除《细则》第三条规定外，二类传染病还包括牛气肿疽、牛出血性败血症、伪狂犬病、美洲蜂幼虫腐臭病、欧洲蜂幼虫腐臭病；三类传染病还包括线虫病、大蜂螨、小蜂螨等。
第三条 各级畜牧部门要根据本地区畜禽疫病调查资料，组织制定兽医防疫规划，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防疫工作。
各级畜禽防疫检疫机构要根据同级畜牧部门防疫部署，对本辖区内畜禽定期进行预防注射及驱虫工作，饲养畜禽的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拖延、逃避和阻挠。
对预防注射过的家畜要做标记，签发防疫注射证。驱虫情况要作记录。
第四条 畜牧厅负责管理和监督全省畜禽防疫，检疫及兽医卫生工作；地（州、市）、县（市、区）畜牧部门和乡（镇）政府负责管理本地区的防疫、检疫及兽医卫生工作。
各级畜牧兽医站、动物检疫站具体负责进行畜禽、畜禽产品的兽医卫生及防疫、检疫工作。
第五条 乡（镇）畜牧兽医站的职责是：
１．宣传、贯彻《家畜家禽防疫条例》，普及畜禽防疫知识，指导畜禽饲养单位和个人做好兽医卫生工作。
２．负责本地畜禽的预防注射、驱虫、治疗、检疫工作。
３．按规定及时报告疫情和统计报表。
第六条 对经营屠宰畜禽单位和个人的兽医卫生要求：
１．大中型屠宰场，肉类联合加工厂，依照《细则》第十一条规定办理，由同级畜牧部门派出的兽医卫生监督员进行监督检查。
２．其他经营屠宰畜禽的单位和个人，由当地商业、畜牧、工商行政、卫生部门共同负责管理，划区固定屠宰场地，经当地畜禽防疫检疫机构检查合格后，签发“兽医卫生合格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凭“兽医卫生合格证”核发“屠宰营业执照”。由当地畜禽防疫检疫机构负责进行宰前活畜检疫和宰后肉品检验，出具证明，胴体加盖验讫印章。
第七条 县级以上畜牧部门根据需要，对国营牧场、种畜场及科研、教学单位所属试验场，具备《细则》第六条三款规定条件的，经各级畜牧部门考核批准，发给委托检疫证书，授权进行一定范围的检疫检验及签证工作。
第八条 县级以上农牧部门根据当地畜禽传染病流行情况组织定期或不定期的检疫。
一、下列畜禽要进行临床检查和实验室检验：
１．种用畜禽：
种牛：检口蹄疫、结核病、布氏杆菌病、副结核病、牛肺疫。
种马、种驴：检鼻疽、马传染性贫血、马鼻腔肺炎、马媾疫。
种羊：检口蹄疫、布氏杆菌病、羊痘、疥癣。
种猪：检口蹄疫、猪瘟、传染性水泡病、猪霉形体肺炎、猪密螺旋体痢疾、猎萎缩性鼻炎。
种兔：检病毒性败血症、魏氏梭菌病、螺旋体病、疥癣、球虫病。
种禽：检新城疫、雏白痢、球虫病。
种蜂：检大小蜂螨，美洲蜂幼虫腐臭病、欧洲蜂幼虫腐臭病、蜂囊状幼虫病。
２．奶牛、奶山羊，役用马、骡、驴，检疫要求与同类种畜相同。
３．役用牛、育肥牛：检口蹄疫、布氏杆菌病、结核病、副结核病。
种畜场、冷冻精液站、家畜配种站、良种繁殖场及个体饲养的种畜、种禽由当地畜禽防疫检疫机构负责检疫，检疫结果要详细记录，检出病畜不得再作种用。
二、即将屠宰的畜禽只做临床检查：
牛检口蹄疫、炭疽、羊检口蹄疫、炭疽、羊痘，猪检口蹄疫、传染性水泡病、猪瘟、猪丹毒、猪肺疫。
第九条 从国外引进的种畜、种禽，持所经口岸动物检疫机构检疫证明，到省动物检疫总站登记备案；从外省引进的种畜种禽，持产地县级以上畜禽防疫、检疫机构检疫证明，到当地县以上畜禽防疫检疫机构登记备案。
第十条 凡出县境采购畜禽及畜禽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在非疫区采购，凭当地县级以上畜禽防疫检疫机构出具的非疫区证明和检疫证明收购和外运。检疫证要注明检疫项目、方法和结果。
第十一条 外省经营畜禽及畜禽产品的单位或个人，进入我省市场交易活动，必须持有本地县级以上畜禽防疫检疫机构或委托检疫单位出具的非疫区证明或检疫证明，经当地市场管理人员和检疫人员验证检查后，才准上市交易。
第十二条 未经检疫进入市场出售病畜，一经查出《细则》第三条规定的一类传染病，由兽医卫生检疫员监督畜主扑杀病畜，做无害处理并消毒场地；检出的有病、腐败、变质的肉品，监督货主进行无害处理，无害处理费用均由货主承担。
第十三条 发现《细则》第三条规定一类传染病或本地从未发生过的传染病时，要立即隔离病畜，逐级上报疫情，认真追查疫源，采取紧急扑灭措施。
疫区、疫点、受威胁区的划定和疫区封锁期间采取的措施，依照《细则》第二十九条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发现《细则》第三条和本办法规定的二类、三类传染病时，按以下要求，分别不同情况进行处理：
１．在牧畜交易市场、农贸市场发现的病畜，有治疗可能的，动员畜主赶送至就近的兽医站或门诊部隔离治疗，无治疗希望的或无治疗价值的，要监督畜主扑杀病畜，按《肉品卫生检验试行规程》有关规定处理，费用由畜主负担。
２．在运输单位发现的，应对托运的或到站卸下的全部家畜进行检查，根据传染病性质、危害程度，分别采取全群禁运、隔离观察。检出的病畜，属于商业部门经营的畜禽，由当地食品部门处理，并通知畜禽防疫检疫机构负责监督；其他部门经营的，由当地畜禽防疫检疫机构监督畜主按《肉品卫生检验试行规程》有关规定处理。
３．经营、屠宰、加工畜禽的单位和个人发现的病畜，由本单位检验部门或当地畜禽防疫检疫机构监督，按《肉品卫生检验试行规程》有关规定处理。
检出马鼻疽、马传染性贫血、狂犬病等一律扑杀，并进行无害处理，消毒场地。
第十五条 依照《细则》规定的条件，兽医卫生监督员经畜牧厅核考合格后颁发证书、证章。检疫员经县以上畜牧部门考核合格后，发给检疫员证。
兽医卫生监督员和检疫员要忠于职守、秉公执法，在执行任务时要穿着制服，佩带规定标志。
第十六条 兽医卫生监督员要定期深入畜禽、畜禽产品的生产现场与流通领域，执行兽医卫生监督检查，随时记录检查结果，定期向同级农牧部门和上级兽医卫生监督机构报告工作情况和违章案件的处理结果。重大问题随时向当地人民政府报告，及时处理。
畜禽及其产品的生产、经营、加工、贮运单位的主管部门，要督促所属单位做好兽医卫生和防疫、检疫工作，支持兽医卫生监督员工作。
第十七条 在贯彻执行《条例》、《细则》和本办法中，对畜禽防疫、检疫工作做出优异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予表扬、奖励。对成绩卓著的兽医防疫、检疫人员，分别由省、地、县人民政府授予先进工作者或劳动模范称号。
第十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当地兽医卫生监督管理机构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处理：
（一）不接受兽医卫生监督检查，无理取闹、辱骂、殴打兽医卫生监督员、检疫员，干扰、阻碍执行公务者，依照情节轻重，给以警告，或处以一百元以内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发现伪造、买卖证件与验讫印章的一律没收，每件罚款二十元；涂改、借用检疫证、注射证者，按无证处理，全部产品要重检；
（三）未经验疫或检验不合格的肉品，以及出售病死畜禽肉品的，责令追回已销售的肉品，全部做无害处理，单位罚款五百至八百元，个人罚款三十至六十元；造成食物中毒、致死人命、扩散疫病、后果严重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发现《细则》第三条规定的一类传染病，不报、迟报或转报单位积压疫情，导致疫情蔓延流行者，应追究单位负责人的行政责任和经济责任；
（五）不遵守封锁令，在疫区收购、调运畜禽及其产品者，监督货主就地无害处理，对单位处以七百至一千元的罚款，对个人处以一百元以内的罚款；
（六）不经检疫，从外地引进、倒卖传染病畜，责令畜主追回已卖病畜，扑杀并作无害处理，并处以二百元以内罚款；
（七）乱抛病死畜禽污染环境者，责令畜主负责清理病尸，作无害处理，消毒场地，不接受监督者，可罚款十至五十元。
（八）兽医卫生监督员、检疫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贪污受贿者，给予行政和经济处罚；情节严重、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当事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者提请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起诉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条 罚款上缴地方财政，罚款收据应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没票据。
第二十一条 各级畜禽防疫检疫监督机构进行防疫、检疫等工作，应按规定收取费用。
第二十二条 本实施办法由省畜牧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实施办法自公布日实施。
我国财政立宪问题初探
高军
[摘要] 宪法是一国根本大法，功能上负有统一整体法秩序的作用，一国治乱兴衰与宪法之优劣有重要的关系。由于财政对一国而言极端重要，故各国宪法大都花费较多的篇幅规定基本财政事项。我国宪法中财政条款较为疏漏，实践中带来诸多问题，必须从财政立宪的高度加以完善。
[关键词] 财政 财政宪法 财政立宪
[作者简介]：高军（1972-），男，汉族，江苏淮安人，副教授，法学博士，江苏华东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常州市十大杰出青年法学人才，主要从事宪法学、行政法学、法理学研究。电话:13585359126 ；EMail:gdhzgaojun@gmail.com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功能不同于位阶在宪法之下各种法律，宪法不但明定立法者之裁量范围及界限，同时对于不同法律间因不同之评价标准所造成之漏洞与差异，负有整合及统一之功能。”[1](P3-4)法治的前提是必须存在一部规范意义的宪法。作为“高级法”的宪法，体现一种超验判断，能够对抗以法律名义制定的非法之法。因此，法治国家必须制定一部良宪，而一部宪法是否属于良宪，其判断标准一方面在于该宪法是否真正地体现了民主、法治、人权的基本精神，另一方面在于该宪法的内容是否完备、科学以及该宪法的保障装置是否有效。科恩在论述“民主的法制条件”时亦指出，“在实行民主的社会中，某些原则是必须写进宪法中去的。这些即保证允许并保护公民从事参与社会管理所需要的各种事项的原则。这些保证就是民主的法制条件。”[2](P121)众所周知，“财政决定庶政”，由于财政对一国而言极端重要，因此各国宪法大都花费较多的篇幅规定基本财政事项。
一、财政立宪的理由
首先，宪法内容的开放性。宪法本身是一种具有“框架秩序”的规范，其内容呈现开放性，宪法规定多为低密度规范的指示，即制宪者有意识地保留给各宪法机关一个自主活动空间。依国民主权原则，立法机关具有直接民主正当性，关于框架内容的填补与充实，立法机关可认为是最适切的机关功能主体，而享有一定程度的形成自由空间。[3](P270)不过，立法机关所奉行的多数原则虽然是民主程序的基本要求，但多数决定的立法并非一定是真理的实现，其仅是试误过程而已，因此有可能是错误，甚至是违宪的。在一个实质法治国中，立法权有其宪法界限，多数决定不能背离正义的基本要求，尤其是应受到基本权利与正义的拘束。况且多数决原则，仅系促成民主国家体制的其中一种要素，“民主”概念尚须藉由宪法的基本价值决定形塑。尤其任何民主的多数决定，必须重视基本权利作为具有拘束力的价值秩序。[3]( P267-268)因此，法律除应由立法机关，依一定的程序而制定外，尚须具备符合宪法规定的实质内容，就税法而言其必须接受租税正义的约束，“否则摒弃一切宪法约束，达成最高税收之税法即为最合理之税法，其不当实不待解说而自明”。[4](P55)
其次，现代国家财政支出的扩大易导致征税的无度。虽然课税是对人民基本权利的侵害，但并非每一受害人均能清晰洞察。“盖租税国家于行使其权力时，尽可能不引人注目，乃惯于让纳税义务人税源扣缴、预估暂缴；或借税单定型化使纳税命令宛如证书之作成；由税目多元化而隐藏实质之重复课税；透过间接税使纳税义务人在不知不觉中缴纳；直接税则借由限制财产增值及损费限额之认定，使得帐面营利所得不至减少。”因此，单凭租税法定主义的形式要求，并不足以保障纳税义务人之基本权，而须另加以宪法上之前提以审查税法自身之明确性。[5](P29-30)此外，民主制度导致支出意愿大增，从而导致“租税国危机”。在民主制度下，议员依其偏好及利益团体的压力，不断有崭新的或追加的社会福利法案或计划提出，其财源均来自于一般的纳税义务人。虽时过境迁或环境改变，但囿于既得权难以取消，逐渐成为国家的长期负担。因此，议会保留、民主参与程序及立法程序的公开透明化，并不一定能保障纳税义务人，宪法上所保障的自由权与财产权，不能单单依赖议会的审慎计算，而须对所立之法律，加以实质之限制。[5](P30)由于纳税人基本权并未在政治结构中取得一个长期或近乎永远的地位，于是纳税人的宪法保护，不得不走向历史舞台。[6](P114)
第三，税收函令行政现状易侵及纳税人基本权。对于税法而言，由于税收事务高度复杂并具有技术性，且处于不停的变动之中，冀希望税法事无钜细地对所有事项予以规范，事实上不可能也根本无法做到。而作为法律解释与适用机关的司法部门，限于人力与资源，实际上无法对所有的法律规定预先作出解释，以供行政机关执行法律时备用，另外，基于司法消极的不告不理的原则，未发生诉讼的事件，司法机关不得加以介入。因此，希冀司法机关就所有的法律事前颁布司法解释以供行政机关适用，现实上无法办到。毋宁，应先让行政机关在适用其主管业务所涉及的法律规定时，令其先提出其主观上认为适当的解释意见，如果行政相对人同意行政机关所提出的解释意见，则行政机关根据该解释所作成的行政处分，因为人民未对之异议，即产生事实上的效力。反之，如果行政机关所提出的解释意见，人民主观上认为不当，则可在个案中对行政机关根据其解释意见而作成的对其不利益的行政处分，提起行政救济程序。此时，再由司法机关来予以定夺，究竟是行政机关或人民的法律解释意见，何者为正确且适当。[7](P65-66)但是，税收实际中的函令主宰现状，极易侵及纳税人基本权，因此必须确立违宪审查的标准。
此外，自近代以来，西方各国财政宪法的内容处于不断扩大的趋势。近代市民革命的成果，除了确立强制性的财政收入作用应经人民代表议会同意的“财政议会主义”之外，并同时指明财政作用的公共性来自于人民全体之利益。在早期资本主义自由法治国时代，奉行“自由放任主义”，国家机能仅限缩在国防、治安与税收三个领域，国家财政规模有限，宪法对财政作用的统制，仅以“租税法律主义”为限。然而，随着社会法治国的到来，“最少干涉之政府即最佳政府”的思想逐渐被扬弃，国家扮演的角色日益加重，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公共支出的大幅度增加，国家财政规模日趋扩充。此时，对财政收入、管理、营运以及支出作用之完整宪法规范，亦日显其必要性。[8](P367)一些国家宪法中设“财政”专章对之予以规范。
当前，就我国宪法而言，财政制度方面的内容并未如德、日等国宪法设有专章规定，其规范方式，有散乱及层次不一的缺憾，而且对国家财政权的相关规定亦极为粗陋，仅有的几条与预算有关的条款，仅仅明确了各级立法机关在预算方面的审批权，以及国家行政机关的预算编制权，而对于国债、国库、以及税收立法权限、税收的范围、中央和地方税收权限的划分等都没有明文规定和严格的界定。直接涉及税收的条款只有一条，即第五十六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学者指出：“从税收立宪的起源及其本质来讲，税收立宪重在规范国家征税权、保护人民的基本财产权和自由权，而我国宪法的这一条规定显然是从维护国家权利、保证人民履行义务的角度出发的，很难说我国已经进行了税收立宪。”[9](P76)我国宪法的这种状况和财政立宪的精神相去甚远，也和一个大国的地位不相协调。这些财政立宪的不足会导致财政秩序的混乱，甚至存在发生财政危机的可能性。[10](P157)
二、我国财政立宪的前提预设、核心及程序
1.财政立宪的前提预设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11](P3)规则尤其是作为社会元规则的宪法本身必须保证公平和正义，而公平正义的规则产生必须遵循科学的前提预设。宪政的基本精神就是有限政府、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宪法在设定政府权力的同时，必须对权力进行分工，限定权力行使的边界，以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犯。财政立宪的前提预设上，必须坚持“性恶论”、“无赖假设”。 虽然在情感上难以接受，但人类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了：对统治者持人性乐观的态度往往导致悲剧性的后果，相反，对统治者持人性悲观却导致了好的制度的产生。“谁认为绝对权力能纯洁人们的气质和纠正人性的劣根性,只要读一下当代或其他任何时代的历史，就会相信适得其反”。[12](P56)休谟尖刻地指出，“政治作家们已经确立了这样一条准则，即在设计政府制度和确定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把每个人都视为无赖——在他的全部行动中，除了谋求一己的私利之外，别无其他目的”。[13](P27-28)托马斯•杰弗逊说得更直截了当：“信赖在任何场所都是专制之父”，“自由的政府，不是以信赖，而是以猜疑为基础建立的。我们用制约性的宪法约束受托于权力的人们，这不是出自信赖，而是来自猜疑。……因此，在权力问题上，不是倾听对人的信赖，而是需要用宪法之锁加以约束，以防止其行为不端。”[14](P22-23)在西方思想史上，此类论述比比皆是，已成宪政基本通识，是制度防恶的理论基础，我国财政立宪必须坚持这一前提预设。
2.财政立宪的核心
在对待征税问题上，纳税人与政府的态度处于对立的状态，正如穆勒所言，“政府的利益在于课以重税，共同体的利益在于尽可能减少纳税，少至只能维持政府的必须开支。”[15](P1)所处的位置决定了政府官员必然会抱怨财政收入还不够多，财税部门的官员声称民众税负还不够高，但一个受法治、宪政约束的政府对税款的需求必须面对一个宪法性边界，那就是民众的承担意愿。因此，财政立宪的核心主要在于控制征税的规模。
公共选择学派即基于此而提出立宪经济学理论，主张制定财政宪法。因为，“在这种非制宪背景下，未来的纳税人当然易于受到把征税能力利用到极致的政府的剥削”，“未来或潜在的纳税人显然都愿意在预算期开始以前对征税权实行宪法约束，这种约束是为了在立宪以后的所有税期制约财政权力的运用”。如此，人们才能够预测，并且可以适当的调整其行为，当然还包括一些需要较长时间规划的行为。[15](P223)亦即由于税收意味着资源由私人部门流向公共部门，因此，实行税收立宪，就可以为经济活动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和法律环境，使纳税人能够通过对预先确定的税收法律的了解而获得对于税收负担的可预测性，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宪法作为一国的根本大法，其基本的价值目标是通过对政府施加合法的制约来防止权力被滥用。在宪法中规定税条款，其目的在于划定国家通过税收汲取公民财产权的范围，如果国家超出范围征税，公民有权拒绝。[16](P50)
此外，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税收不应是根据政府需要来决定收取的，更不是越多越好，而是依据需要完成的公共事务仔细计算的结果。 不同于一般经济以追求赢利为目的，国家财政以非营利性为目的，奉行量出为入的原则。国家财政所应考虑的事项，乃如何应用财政手段，达成维持国家的独立安定、促进国民生活的安宁幸福等公共目的，而不再以取得超额的收入为目的。财政上没有求盈余或讲积蓄的观念，因为财政的收入，是以供应财政的必需支出为限度的，并且是以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为正常目标的，否则难免不成为“聚敛式的财政”，以致民间的财富集中于国库，这是应该严加禁止的。 民主国家的税收体制都是“量出为入”，即依据公共事务决定征税征取。 原因在于：第一，经济学理论及长期的人类实践已经证明，政府利用资源的效率必然低于民众个人支配、利用的效率。如果政府税收规定过大，必然使资源集中到政府手中，而这会降低全社会的资源利用效率。第二，宪政主义要求，政府的职能必须是有限的，社会、市场能够解决问题的问题，就不需要政府用税款来解决。而现实中政府用税款所干的很多事情，其实完全可以由市场、由社会自己来做，而且会比政府做得更好。给定一个社会，若政府占用资源过多，则社会占用资源必然减少。政府配置资源的范围越大，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越小。一个重税国家，社会的活力必然会受到抑制，这种损害尽管在短期看不出，但长期来看，对于人的自由和社会繁荣，会有致命损害。[17]
3.财政立宪的程序
财政立宪过程中必须遵守程序的正义。首先，在法治社会，权力是以法的形式表达的，法的权威来自于其制定的民主性。作为原规则的宪法制定本身必须由人民直接参加，或由人民通过公正的选举程序产生的代表参加。其次，财政立宪过程必须在“无知之幕”下进行。[15](P4)判断一个社会的制度公正与否，要看当一个人对自己未来的社会地位不确定时，即不管这个人处在什么地位，都认为这些游戏规则都是公正的时候，那么这些规则才是真正公正的。[11](P131-136)哈耶克亦指出，“当代表们所能够制定的是他们本人及其后代也必须同样遵守的法律的时候；当代表们所能够提供的只是他们本人也必须承担各自份额的金钱的时候；当代表们施以损害他人的行为与众人同罪的时候，被代表人才可能指望得到善法，才可能指望蒙受较少的侵害，才可能指望保有必要的节俭”。[18](P278)
三、我国财政立宪的形式与内容
考察世界各国宪法，财政立宪的基本形式有两种：一是分散式，即分散在宪法的不同章节中予以规定；二是分散加集中式，即既在宪法的不同章节中予以规定，又由专门的财政章节予以规定。大多数财政立宪的国家采用第二种方式，即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规定公民的纳税义务，再用专门的章节规范财政事项。[9](P77)
财政宪法的内容，具有指导地位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三项：[8](P369-371)（1）财政民主主义。财政民主主义一般又称为“财政议会主义”或“财政议决主义”，指藉由人民代表议会对公财政进行统制的重要原则，其理由在于：由于国家活动所需的资金，最终须由国民提供，在宪法上属于对私有财产权的侵犯，而国家所管理、使用的财产，其原始资金亦根源于国民，因此国家必须仅能为国民的利益而管理、运用。同时，鉴于财政作用在经济上、社会上的重要性，因此在拟定计划之初，即有必要由议会参与决策、适度监督，以免造成运用上的偏颇。此外，鉴于财政作用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业已使得以预算形态表现的财政计划，俨然已成为政治活动的“节目表”，其重要性有时甚至超过制定法，因此亦应与法律一样同受议会的统制。财政民主主义原则的内容至少应包括：①课税、发行公债等造成国民负担的行政行为，应得议会承认。②不得因身分、特权而免除租税义务。③政府的岁入、岁出应总计于预算书，交由议会审议，并以公开为原则，其使用则依法律规定。④决算书应得议会的承认。（2）健全财政主义。国家以永续存在为目的，国政亦须在安定的财源支持下永续经营，其在财政上的前提要件，则在于财政之健全性。而欲求财政健全，首重收支平衡，因此岁出原则上须以租税等“实质收入”为主要来源，而不得依赖公债、借款等“非实质收入”以为支应。财政健全主义内容主要包括：①政府经常收支，应保持平衡，资本收入、公债现赊借收入及以前年度岁计剩余，原则上不得充当经常支出之用。②政府非依法律，不得于预算外增加债务。③为调节国库收支而发行国库券，应依法办理。④应禁止“赤字公债”。⑤公共债务不得逾越适正规模，未偿余额应设上限规定等。（3）适正管理、营运主义。根据民主主义与国民主权原理，政府的一切资金均来自于国民的委托，其管理、营运必须适正为之。其通常在制度上具体表现为：①岁出岁入应全部编入预算，以利于议会审议、进行统制的“总计预算主义”。②执行岁出预算时，禁止目的外使用并于原则上禁止流用。③国家作为当事人一方订立契约时，为保公正及节约，原则上应通过一般竞争契约方式进行。④无论岁出或岁入会计，命令机构与出纳机构均应分立。⑤谋求公财产管理的合理成本与利润等。
笔者认为，我国的财政立宪宜采取分散集中的模式，其完善应主要围绕以下内容进行：（1）基本国策条款中，规定国家征税，须培养税源，并衡量人民纳税能力，以重民生。（2）宪法必须对政府的收入用途进行约束，“如果对收入的用途没有约束，收入就变得等同于政府决策者的私人收入”。[15](P31)因此，应明确规定税收必须用于公共支出用途的条款，使纳税义务与纳税目的相联系，为确认纳税人税款使用监督权及进而为建立公共财政体系确立宪法基础。（3）在宪法第56条后，补充“国家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利”的原则性条款。（4）明确确立税收法定原则，建议补充“新征税收或变更现行税收必须有法律或法律规定的条件为依据”。（5）补充“公民享有依其纳税能力公平纳税的权利”及“公民有最低生活费不被课税的权利”。（6）规定原则性的公民社会权条款，建议仿日本宪法补充“公民享有维持最低限度的健康的和有文化的生活权利”。（7）确立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的边界，补充有关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与税收分享权划分的规定。全国范围的例如国防、外交这类的公共服务所需的费用，相应的税款应该由中央政府支配，而地方上的公共服务，应该尽量由地方政府直接通过地方征税来完成。（8）明确预算的法律地位， 规定一切财政收支必须纳入财政预算，强化人大对政府预算的审批权和监督权。同时，规定各级政府对教育、科学、文化、社会保障、就业、医疗保险等支出应优先编列。（9）保障国家审计的独立地位。由于国家审计权既关乎国家权力配置和权力结构，也关系国家法治的状态，故应优先确定。我国国家政治构造以人民主权为理论基础，采用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审计权应定位为立法权之下的独立监督权，建议将现行的行政审计尽快地转变为议会审计，赋予各级人大对财政运行以有效的制约手段。（10）增加有关国债的规定，补充“国债发行的主体、条件、程序、规模、结构、利率、偿还，由法律规定”的条款，为我国国债法的立法确定基本框架。
高军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江苏常州 21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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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转引自，[日]杉原泰雄.宪法的历史——比较宪法学新论[M].吕昶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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