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驻外办事处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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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云南省职业教育条例
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云南省职业教育条例》已由云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于1999年4月2日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实施科教兴滇战略，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各级各类职业学校教育和各种形式的职业培训。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专门培训，按国家规定执行。
第三条 实施职业教育必须贯彻国家教育方针，紧密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受教育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传授职业知识，培养职业技能，进行职业指导，全面提高受教育者的素质。
城市职业教育应当与科技创新、调整产业结构和职业培训紧密结合。农村职业教育应当与农业开发、农业技术推广紧密结合。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发展职业教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加强领导，统筹规划，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积极推进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本地区职业教育的规划、管理、科研和督导评估等工作。
劳动、人事、经济计划、财政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各自职责，做好职业教育的有关工作。
行业组织和企业、事业组织应当依法履行实施职业教育的义务，并在劳动用工中，实行“先培训、后就业”、“先培训、后上岗”和公平竞争，择优录用。
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应当面向市场，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
第五条 在全省应当建立、健全职业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初等、中等、高等职业教育相互衔接，并与其他教育相互沟通、协调发展的职业教育体系。
第六条 职业学校教育包括初等、中等和高等职业学校教育。
初等职业学校教育是初中阶段的职业教育，属于国家义务教育。农村应当在实施九年义务教育中，积极发展初等职业教育，或者在普通初中适当增加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
中等职业学校教育是高中阶段的职业教育，包括中等专业学校（含职业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等学校教育，应当调整学校布局，优化专业和课程结构，深化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办学的质量和效益。
高等职业学校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结合高等教育的改革、调整，积极发展。
第七条 职业培训包括从业前培训、转业培训、学徒培训、在岗培训、下岗培训、转岗培训、农村成人技术培训以及其他职业性培训。
职业培训分为初级、中级、高级职业培训，分别由相应的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实施。
第八条 政府主管部门、行业组织应当根据实际需要举办或者联合举办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
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举办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
第九条 职业学校的设立、变更和终止按照下列规定办理申报审批手续：
（一）初等职业学校，由学校主管部门或者办学单位申报，经学校所在地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审核，报同级人民政府审批；
（二）职业高级中学，由学校主管部门或者办学单位申报，经地、州、市教育行政部门审核，报同级人民政府审批；
（三）中等专业学校，由州、市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或者省级主管部门申报，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批；
（四）技工学校由州、市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或者省级主管部门申报，由省级劳动行政部门和计划行政部门审批；
（五）高等职业学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批。
第十条 职业培训机构设立、变更和终止，由教育、劳动行政部门按照各自的管理权限审批。
第十一条 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发布招生广告，应当报经批准其设立的教育或者劳动行政部门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二条 普通初中、普通高中和高等学校，可以根据教育行政部门的统筹规划，实施同层次的职业教育。
普通初中、普通高中和高等学校实施同层次的职业教育，按照下列规定办理申报审批手续：
（一）普通初中附设初等职业教育班，由学校申报，经所在地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审批；
（二）普通高中附设职业高中教育班，由学校申报，经所在地的地、州、市教育行政部门审批；
（三）高等学校附设高等职业教育班，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批。
第十三条 企业、事业组织应当接纳相关职业学校的学生进行实验、实习；对参加实验、实习的教师和学生应当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和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不得安排学生从事过重、有毒、有害的劳动或者危险作业。
第十四条 职业学校学生学业期满，经学校考核合格者，发给由主管的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劳动行政部门验证的学历证书；技术性专业（工种）的学生，经劳动行政部门的职业技能鉴定（考核）机构鉴定（考核）合格的，由劳动行政部门核发职业资格证书（技术等级证书）。接受职业培
训的学生，经培训的职业学校或者职业培训机构考核合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发给培训证书。
学历证书、培训证书、职业资格证书是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的毕业生、结业生从业和享受相应待遇的凭证。
第十五条 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可以从当地实际出发，确定职业教育的层次、结构和模式，发展有当地特色的职业教育。
第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发达地区对少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对口支援。各级教育、计划、财政、劳动和人事部门，应当在经费、师资、基建、设备等方面，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进行扶持。
第十七条 中等职业学校应当定向招收一定比例的少数民族学生，特别是农村少数民族学生；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开办民族职业班。
高等职业学校在招收少数民族学生时，可以适当放宽入学条件或举办预科班。
第十八条 职业教育经费采取财政拨款，行业、企业事业组织和用人单位合理承担，办学者自筹，收取学杂费，勤工俭学和校办产业收入，社会资助和捐赠以及金融贷款等多种渠道筹集。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挪用、克扣职业教育经费。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用于职业教育的财政性经费应当逐年增长。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每年安排职业教育专款，用于加强骨干职业学校建设和扶持贫困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
各级人民政府依法征收的城乡教育费附加和省人民政府按照教育法有关规定开征的用于教育的地方附加费，应当安排不低于15％的比例用于发展职业教育。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农村科技开发、技术推广的经费适当应用于农村职业教育。扶贫开发经费中的财政性经费，也应当适当用于农村职业教育。
第二十条 企业应当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有计划地对本单位的职工和准备录用的人员实施职业教育，并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排所需经费。
第二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行政部门应当把职业学校的建设纳入城乡建设规划，统筹安排职业学校的基本建设用地和生产实习基地，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优惠。
第二十二条 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应当实行产教结合，可以举办与职业教育有关的企业或者生产实习场所，并享受国家有关税收、贷款等优惠政策，其收入主要用于发展职业教育。
第二十三条 职业学校学生人数平均经费标准应当高于同级普通学校标准。具体标准由同级人民政府确定。职业学校举办者应当按照规定足额拨付职业教育经费。
第二十四条 对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可以按照规定收取学费，收费标准按照收费管理权限，由省教育、物价、财政部门制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和残疾学生的学杂费等，应当酌情予以减免。
鼓励境内外组织及个人向职业教育提供资助、捐赠或者设立职业教育奖学金、贷学金。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将职业教育教师队伍的培养和培训工作，纳入教师队伍建设规划。
高等学校应当承担职业教育教师的培养和培训任务。
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可以聘请专业技术人员、有特殊技能的人员和其他教育机构的教师担任兼职教师并给予相应报酬。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给予支持。
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逐步实行评定教师职务和参加国家统一考试取得其他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制度，学校对具有双职务资格的教师在晋级、住房等方面给予优惠待遇。
第二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在职业教育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的，由工商行政主管部门依照广告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八条 在职业教育活动中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989年10月21日云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云南省职业技术教育条例》同时废止。



1999年4月2日
解构贪官的四大“怪论”

杨涛


近日，涉嫌受贿和滥用职权的广东省原交通厅厅长牛和恩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庭受审。起诉书称，牛和恩在担任省交通厅副厅长、厅长期间，涉嫌收受他人贿赂人民币257.3万元、港币26.2万元、美金1.9万元；涉嫌滥用职权，为女儿的男朋友揽工程牟利，给国家造成1.0031亿元的巨大经济损失。
但是，牛和恩在法庭上却是极力否认指控。因为，他有四个“理论”可以否认他的受贿行为：
其一是“分红论”。起诉书指控，1993年，广东省交通系统离退休高级工程技术人员谢某、杨某等六人出资成立广东虎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在牛和恩的大力支持下，该公司从1993年至2002年5月在省交通系统承揽了多项技术咨询、施工监理工程项目。谢某等三人从各自的红利中取一份送给牛和恩。1998年及2000年，牛和恩分别打电话给谢某等三人，说要钱急用。谢某等三人共送给牛和恩208.3万元。牛和恩说，他并非受贿，虎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有他的股份，他入了2万元的“暗股”，这200万元是公司给他的分红。
其二是“零花钱论”。起诉书指控，1994年至2001年，在牛和恩关照下，电白县机械筑路公司经理杨某先后承接了广东交通系统6亿多元工程。1996年至1999年，杨某以牛和恩出境需要零花钱的名义，先后送给他港币9万元、美金1.9万元。1996年春节至2001年春节，杨某在广州外商活动中心先后送给牛和恩20万元。1998年1月，杨某按照牛的要求，为其办理了牡丹信用卡，并存入24万元人民币。至2002年6月，牛和恩用此卡消费了14.6万元。1999年至2001年，杨某为牛和恩在澳门、广州等地赌博提供赌资共港币17.2万元、人民币5万元。牛和恩说：“我们一直都是朋友，那些钱是属于我们的民间经济往来，是不违反法律的，怎么能叫受贿呢？”、“我管这些钱叫零花钱，是基于我们之间私人关系的民间金钱往来，是受法律保护的。”
其三是“无关系论”。起诉书指控：1996年4月，广东护神设施有限公司总经理谢某与牛和恩的女儿确定恋爱关系，1998年11月与牛女结婚。在谢某承接深汕高速公路东段护栏工程时，牛和恩利用职权给准女婿放了一马，这一放，就给国家造成了1亿多元的巨大损失。牛和恩却极力撇清和谢的关系：“做工程的时候，谢是承包商，不是我女婿！”
　　其四是“有错无罪论”，对上面所讲到的给国家造成的１亿多元损失，牛和恩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超资损失，不是滥用职权，更不是决策失误。 “我认为，这是违纪，但不是受贿。是的，是严重违纪。”
　　如果牛和恩这四大“理论”都成立的话，那么，看来我们是抓错了人，牛和恩案成了王怀忠案之后的历史上第二大“冤案”（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自称其是历史上最大的“冤案”，但是事实无情地粉碎了其的叫鸣），事实果真是这样吗？
首先，且让我们来看其第一个所谓理论??“分红论”。刑法中的受贿罪中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牛和恩为虎门公司谋取利益，又向公司股东索取财物，有三名证人的证言为证，牛和恩自己承认得了这200万元钱，其辩称“在公司有股份，是分红的钱”却始终拿不出有关单据，而在该公司账面上也没有任何显示，并且以2万元股本在3年中分得200万元也超出常理，这就充分说明其的辩解是一片谎言，其“分红论”也必将破产无疑。不过，牛和恩“分红论”倒是提醒我们看到了法律上一个漏洞，就是对于官员利用职权为自己有股份的公司谋利，该官员因此股份而获利的行为，法律应当规定以犯罪论处，以杜绝以权谋私的行为。
其次，我们来看看其第二个所谓理论??“零花钱论”。每个人都有朋友，礼尚往来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利用职务的便利，为他人谋取了利益，收受他人的财物是为法律所禁止的，因为这是有损于职务行为的廉洁性。牛和恩帮助杨某承接工程，收受其的数十万元的钱财，早就超出一般的礼尚往来的范畴，是典型的受贿行为。况且，如果不是因为牛和恩利用职务为其谋利的行为，杨某何以给其如何多的钱财，而且既然是礼尚往来，何以只有杨某送给牛和恩钱财，而牛和恩却不送给杨某钱财。所以，以“零花钱”相称只是掩饰杨某和牛和恩进行钱权交易的体面称呼，也是牛和恩一厢情愿给自己心里注射的一针麻醉药剂。
再次，让我们看看其第三个所谓理论??“无关系论”。尽管牛和恩在1996年滥用职权为谢飞提供便利，其中包括超过规定价格购买深汕高速公路东段的护栏迫紧器给国家造成上亿元损失时，谢飞只是其女儿的男友。但是，谢飞当时只是其女儿的男友而不是其女婿的事实，并不影响其犯罪的成立。因为，法律对于滥用职权罪的成立的规定，只要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故意超出职权范围行使职权或不适当使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就可构成，如果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有上述行为的，要加重处罚。而且，法律也没有规定徇私舞弊一定要徇家属之私，帮助亲朋好友而滥用职权罪的，也属于徇私舞弊。因此，牛和恩为其女儿的男友谢飞提供便利造成国家的上亿元损失，完全构成有徇私舞弊情节的滥用职权罪，退一步来说，即使谢飞不是其女儿的男友，只要牛和恩主观上是故意，客观上超出职权范围行使职权或不适当使用职权造成国家的重大损失，也构成滥用职权罪。
　　　　　　最后，牛和恩的“有错无罪论”也是根本无法站住脚。对于给国家造成的上亿元损失，牛和恩说用“浪费”来表述会确切一些，并引经据典地引用刑法条文说明，浪费不属于刑事犯罪。他还认为，就算是工程损失，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的行为仅仅是“违纪”。但是，我们要问的是，牛和恩徇准女婿的之私，滥用职权超过规定价格购买深汕高速公路东段的护栏迫紧器给国家造成的上亿元损失，怎么会是不可避免呢？“浪费”行为并非都是不属于犯罪行为，关键要看其主观上有无故意或过失，是否符合犯罪构成。牛和恩在故意支配下“浪费”（就按牛和恩的说法）国家财产行为造成国家财产严重损失，怎么又不是刑事犯罪呢？滥用职权造成国家直接经济损失20万元以上的就构成犯罪，牛和恩造成如此之大损失的行为，又何止仅仅是“违纪”行为呢？看来，牛和恩的“有错无罪论”纯粹是在自欺欺人。
　　　事实说明，牛和恩的四大“理论”都是谬论。贪官们在事实面前，总是不愿轻易就范，总是要抓住一些救命稻草来垂死挣扎，可以说这四大“谬论”并非老牛的创新，许多贪官都在有意无意中在运用，这需要我们反腐败的人员头脑清醒、沉着应战，揭露其“理论”的荒谬性。不过，我们更要告诫的是，官员们不要指望犯罪后用什么“理论”来救自己，而要事先多学法，牢记“不要伸手，伸手必捉”的古训。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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