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全国环境保护国际合作工作（1999-2002）纲要》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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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全国环境保护国际合作工作（1999-2002）纲要》的通知
国家环境保护局
关于印发《全国环境保护国际合作工作（1999-2002）纲要》的通知
环发[1999]215号
1999-09-28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环境保护局，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各直属单位:
《全国环境保护国际合作工作（1999-2002）纲要》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已经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全国环境保护国际合作工作（1999-2002）纲要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抄送：国家环境保护局国际司
附件：
全国环境保护国际合作工作纲要
（1999 － 2002）
今后几年，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环境保护工作的关键时期。为积极有效地开展环保国际交流与合作，更好地服务于跨世纪的环境与发展事业，根据《全国环境保护工作（1998－2002）纲要》，制定本纲要。
一、 环境保护国际合作形势
1、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当前，国际形势正处在深刻、重大的变化之中, 世界政治格局正走向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趋势发展加快，虽然局部战争和冲突接连不断，但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我国政府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党中央外交战略方针指引下，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不断巩固和发展，改善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也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我国环境保护国际合作取得了显著成绩。我国先后与美国、俄罗斯、日本、英国、法国、加拿大、印度、巴基斯坦、哥伦比亚等27个国家签署了双边环境合作协议或备忘录，与美国、日本、法国、德国、加拿大、俄罗斯等10个国家签订了有关核安全与辐射环境管理的双边合作协议，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原子能机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全球环境基金、蒙特利尔议定书多边基金等国际机构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积极参与了重要国际环境公约的谈判和重要多边环境论坛的活动，参加或签署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保护臭氧层的维也纳公约和蒙特利尔议定书、巴塞尔公约、核安全公约等国际环境公约，广泛、深入地开展了有关国际公约的履约工作。各级地方环保部门也根据本地区的特点与条件，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拓宽技术和资金引进渠道，开展人员交流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形成了我国全方位、多渠道、多层次的环境保护国际合作新局面。环境保护国际合作已成为我国外交和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3、环境保护国际合作促进了我国环境保护工作。通过20多年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我们借鉴国外环境保护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吸收了清洁生产、环境影响评价、污染者付费、排污许可证等行之有效的制度，推动与促进了我国环境政策、法规建设和环境科学技术的发展，拓宽了环境保护利用外资渠道，推动了我国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同时，加速了我国环保国际合作队伍的建设，为我国环保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4、环境保护国际合作面临新的挑战。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来，可持续发展逐步成为指导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臭氧层保护、有害废物越境转移、海洋、森林和荒漠化等全球热点环境问题已成为多边和双边环境论坛与活动的重要议题，其法律化趋势进一步加快。在国际环境多边领域，北强南弱的状况短期内难以改变。 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发展援助逐年减少。到本世纪末，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将不再向我国提供优惠贷款和赠款；一些发达国家提供的政府优惠贷款和赠款的规模也将大幅度削减；利用这些国际开发援助资金的限制条件和要求却越来越苛刻。
5、抓住机遇，开拓进取，不断开创环境保护国际合作新局面。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各级领导对环境保护工作越来越重视，广大人民群众的环保意识不断提高。今后几年，我国在环保领域的投入将快速增长，环保产业与环保科技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对环保国际合作和外资利用将带来难得的机遇。同时，保护地球、保护环境已成为全人类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经济全球化正在推动世界产业结构调整，并深刻影响到国际环境关系的变革。双边、多边外交活动中的环境内容日渐增多，国际间的环境合作与交流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各级环境保护部门应认清形势，抓住机遇，积极开拓，努力开创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的新局面，为实现我国跨世纪环保目标和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二、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6、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的指导思想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我国外交战略方针为指导，紧紧围绕全国环境保护工作重点，从大局出发，审时度势、抓住机遇、趋利避害、有所作为，积极稳妥地做好环境外交工作，维护国家权益。同时，以外事促内事，坚持环境外交与对外合作交流同步推进，对外经济合作与技术交流同步发展，广开渠道、分类指导、分层推进，优先环保系统的能力建设，为实现我国跨世纪环保目标作出积极贡献。
7、本届政府任期内，全国环境保护国际合作工作的目标是：初步建立覆盖全球五大洲的双边环境合作框架，建立健全双边环境合作管理机制，力争与40个重要国家签订双边合作协定或备忘录；在积极完成我局牵头的生物安全、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国际环境公约谈判工作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我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化学品和农药实行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臭氧层保护公约和核安全公约等有关国际环境公约的机制和管理体系，进一步加大多边合作力度；在巩固已有多边、双边合作渠道的基础上，重点开拓一批民间资金渠道，进一步加大国外先进技术和资金的引进力度；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国际合作人才，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支政治素质高、外语能力强、精通专业的环境保护国际合作队伍，组织全国环保系统的整体力量，努力开拓全国环保系统国际合作的新局面。
三、 主要任务与措施
（一）积极开展环境外交，维护国家利益
8、认真做好国际环境公约的谈判。在全球环境问题公约化、法律化进程中，要加强对有关全球环境问题，特别是气候变化、生物安全、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海洋环境保护、核安全等热点问题的研究，及时了解与分析国外的最新信息与动向，加强与国内有关部门的沟通和协调，积极稳妥地做好国际环境公约的谈判工作，切实维护国家的权益。
9、高度重视各项环境保护国际公约的履约工作。各级环境保护部门要加强我国已经签署并由我局牵头管理的臭氧层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核安全等国际公约的履约工作。加强宣传，强化管理，积极主动地开展各项履约工作，协助政府搞好有关政策的制定和执法监督工作。积极稳妥地完成香港、澳门回归后履行国际环境公约的衔接工作。在承担国际环境公约的责任和义务的同时，应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资金，加强履约的能力建设，以此带动相关环境立法与执法监督工作，推动我国环保产业的发展。
10、进一步拓宽视野，扩大新的合作领域。在现有双边环境合作框架的基础上，力争与意大利、西班牙、墨西哥、巴西、南非、埃及、以色列等国家签署一批新的双边环境合作协定或备忘录，并建立与完善双边合作协定下的联委会机制，定期交流信息，协调有关全球和地区环境问题的立场，拟定合作规划与计划，以此推动双边环境外交与合作。
11、积极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亚欧首脑会议、欧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地区性国际机构与环境有关的重要活动，做好国家领导人参与其环境外交活动的各项准备工作。同时创造条件，发挥中国亚太经合组织环境保护中心的作用，以此扩大我国环境外交的影响，不断提高我国参与地区性环境事务的地位。
12、利用和争取各种机会，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大外事活动中，增加环境保护的内容，通过多种形式推动双边、多边环境科技与商贸合作。各级地方环保部门也应积极努力，增加地方党政领导外事活动中的环境保护内容，推动地方环保国际合作和交流，促进我国环保事业的全面发展。
13、充分发挥“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简称“国合会”）的作用。国合会秘书处在现有工作基础上，要进一步加大各专业工作组的工作力度，深入调研，针对国际国内热点环境问题和国内优先领域，积极创造条件，充分发挥委员会的咨询潜能，大力引进资金和技术，积极开展政策示范和项目示范，使国合会在促进我国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进一步加强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推动我国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工作
14、各级环保部门应充分利用已有的双边、多边合作渠道，特别是已签订的双边环境合作协定和建立的省际间、市际间友好姊妹关系，结合本地区的实际需求，加强环境监测、污染防治、自然生态保护和生物安全等领域的能力建设，加大技术合作与交流的力度，进一步提高科技交流合作的水平。
15、积极开展对美国、日本、德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国家环境政策、立法、管理体制、科技发展及环保产业等方面的国别调查，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不断完善我国环境保护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方略与规划。稳定发展与日本、德国、英国、荷兰、挪威、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双边环境经济技术合作，通过联合工作组或联委会，不断扩大合作的领域与规模。进一步加大与美国、法国、澳大利亚、丹麦、韩国等国家经济技术合作的力度，逐步建立与意大利、瑞典、南非、以色列等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关系，采取多种形式，不断开拓合作的领域和空间。
16、广开渠道，加大外资引进力度。在继续发展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全球环境基金、蒙特利尔多边基金以及重要发达国家合作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开拓潜在的资金渠道，尤其是各类基金会、大型企业等民间资金渠道，加大蒙特利尔多边基金和全球环境基金的引资力度，不断扩大环保利用外资的规模，以此调动和吸引更多国内资金的投入。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的常规环境项目和城市建设项目中，要进一步增加环境能力建设的内容。本着循序渐进和互惠互利的原则，从技术合作入手，逐步引深与重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合作，以经贸合作的方式，在环境监测、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等领域启动一批投资性的能力建设项目。
17、加强核安全与辐射管理方面的国际合作。围绕复杂多样的核电建设任务，积极开展与技术、设备出口国核安全管理当局的合作。通过签订双边合作协定或备忘录等方式，与核电技术设备重要出口国建立稳定的合作机制，以联合审评、设备监制、信息交换、人员培训、互派专家等形式，全面开展技术交流与合作。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的电磁、辐射污染防治技术与管理经验，以及成熟的监测与处置技术，提高我国辐射环境监管的技术水平。
18、加强环保产业的国际合作。针对我国环保产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和薄弱环节，要瞄准国际先进水平，进一步加强环保产业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努力缩小与先进国家和地区的差距。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的过程中，各级环保部门要与经贸等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加强对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消化吸收，积极创造条件，在环境监测仪器设备、污染治理设备、城市污水处理和危险废物处理技术设备等方面，支持一批合资、合作的中外环保企业，并有选择地建立示范性国际环保工业园区，以嫁接的方式加快技术的转让与开发，推动国内环保技术与产业的发展，不断增强我国环保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
19、分类指导，因地制宜地推进国内环境保护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各级环保部门应结合本地实际确定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重点与方式。沿海发达地区应在积极开展污染防治合作的同时，逐步开展生态保护领域的合作，并将利用外资方式从传统的政府开发援助向外商投资与民间合作扩展。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自然生态环境脆弱和污染严重的省区，应结合当前国家经济发展重点向中西部地区的战略转移，抓紧利用外国政府开发援助和国际金融组织的优惠贷款、赠款，从开展能力建设入手，积极推动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方面的国际合作，特别是生态示范区的建设。
（三）加强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的队伍建设和各项基础性工作
20、加强对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的领导。实现跨世纪的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目标，对于开创21世纪环境保护工作新局面意义重大。各级环境保护部门要进一步提高对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的认识，切实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要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国际合作机构和队伍建设。在地方机构改革中，凡有条件和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的重点地区，应设立环境保护国际合作专门机构，其他地区亦应设立兼管机构并确定专管人员，专职开展环境保护国际合作工作。要切实加强环境保护国际合作队伍的精神文明建设和廉政勤政建设，不断提高其政治素质及现代化管理水平，努力建设一支思想好、作风正、懂业务、会管理的环境保护国际合作队伍。
21、加强人才培训。要从全国环保国际合作的长远目标出发，加快专门人才的选拔、培养、提高。各级环保部门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挑选、培养优秀人才，以干部交流、外派实习培训和定向培养等方式，培养、储备一批环保国际合作后备人才。同时，要加大与国内有关部门及联合国有关机构的沟通，建立正式渠道，不失时机地将优秀后备人才派往我驻外使领馆或推荐给相关国际机构，逐步扩大我国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的空间。
22、加强外事综合管理。各级环保部门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外事管理工作制度，按照统一归口的原则，理顺工作关系，严格办事程序，不断提高外事管理的工作质量和办事效率。为规范管理，各级环保部门可参照《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外事工作管理规定》，结合本地实际，制订有关的规章制度，努力使环保外事管理工作不断规范化、制度化。
23、加强环保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管理。设立环保经济技术合作专家评审委员会，加强对环保系统国际合作备选项目的评审和筛选，提高项目准备的质量和技术水平；明确项目的申报程序及评审要求，逐步建立环保国际合作项目验收与后评估制度，努力提高项目的管理水平。各级环保部门应结合本地环境保护工作的目标和重点，组织制订环境保护对外经济技术合作规划，确保地方环保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健康有序地开展。
24、加强环保国际合作的研究。针对全球热点环境问题、谈判中的国际环境公约、重要国家的双边环境合作问题，以及与环境有关的多边、地区性敏感问题，要定期筛选、确定一些急迫的调研题目，充分利用我驻外使领馆、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代表处和联合国系统、地区组织的代表机构开展调研工作，适时提出应对措施与工作思路。与此同时，要逐步创造条件，重点扶持几个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研究单位，培养高素质环保国际合作研究人才，保证必要的资金投入，对有关重大问题开展深入研究，为推动我国环境外交和环境保护国际合作提供支撑与保障。
25、加大环境保护对外宣传工作力度。各级环保部门应利用各种新闻阵地，通过专题新闻发布会、电视、广播、报刊等多种形式，积极向国际社会介绍我国环保情况。要有计划、有重点地组织安排外国政府驻华使领馆、联合国驻华代表机构官员，以及我驻外大使进行国内环境保护考察，增强其对我国环保事业的感性认识。要高度重视世界环境日、地球日、臭氧层保护日、生物多样性保护日等国际环保日的宣传活动，努力扩大我国在各个环保领域的影响。同时，要充分发挥环保出访团组和我驻外使领馆的作用，采取多种形式，加大环保对外宣传的力度。
26、加强信息储备、交流与传递工作。积极创造条件，建立国家环保国际合作项目库，适时收集、筛选、储备一批环保国际合作的备选项目，努力提高环保对外合作项目推荐的时效性和成功率。同时，充分发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信息系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环境信息查询网络中国站、外国政府及国际组织驻华机构等信息渠道的作用，并利用各类国际研讨会、培训班，及时通报、传递有关信息，交流各地环保国际合作的工作情况，促进全系统对外合作的信息交流。
27、各省、市、自治区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可依据本纲要的精神，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并认真组织实施。
福建省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
福建省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
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福建省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已经福建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于1997年12月1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199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障城镇企业职工离退休后的基本生活，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及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城镇各类企业及其职工（以下简称企业和职工）和城镇个体劳动者。
第三条 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由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组成。
企业、职工和城镇个体劳动者必须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鼓励企业建立补充养老保险，提倡职工参加储蓄性养老保险。
第四条 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职工和城镇个体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经认定，享受本条例规定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第五条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用由国家、企业和职工个人三方合理负担。
第六条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省级统筹。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必须统一筹集、适度积累、统一调剂、使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和挪用。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把社会保险事业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保障离退休人员的生活随经济与社会发展不断得到改善。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行政管理工作。各级劳动行政部门所属的社会劳动保险机构具体办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事务。
第二章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组成和筹集
第九条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由社会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金组成。
第十条 社会统筹基金由以下部分组成：
（一）企业和城镇个体劳动者缴纳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划转个人账户金后的剩余部分；
（二）社会统筹基金增值部分；
（三）财政补贴；
（四）其他资金。
第十一条 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金由以下部分组成：
（一）本条例实施后职工个人缴纳的全部基本养老保险费；
（二）从企业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中划转记入的部分；
（三）城镇个体劳动者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中划转记入的部分；
（四）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储存额的利息。
本条例实施前巳按省政府有关规定建立的个人账户储存额予以保留，并与本条例实施后建立的个人账户储存额合并计算。
第十二条 企业按其全部职工月工资总额的20％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从一九九八年起每两年降低一个百分点，直至18％。职工个人按其月工资总额的5％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从一九九八年起每两年提高一个百分点，直至8％。
工资总额的构成以国家统计局规定为准。
第十三条 城镇个体劳动者按本人缴费基数的25％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第十四条 企业、职工以及城镇个体劳动者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基数，不得低于省政府公布的当地职工最低工资标准；达到本省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300％以上的，按300％作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基数，300％以上部分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及其职工，城镇个体劳动者缴费基数难以确定的，由企业和城镇个体劳动者申报，经当地劳动行政部门核准后予以确定。
第十五条 企业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在企业管理费中列支；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依法不计征个人所得税。
第十六条 企业及其职工应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可以由当地社会劳动保险机构委托企业开户银行按月代为收缴；其中属于应由职工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由职工所在企业代收代缴。城镇个体劳动者可直接到所在地社会劳动保险机构或其指定的开户银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第十七条 企业和城镇个体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向当地劳动行政部门申请缓缴基本养老保险费：
（一）企业由于濒临破产，在法定整顿期间的；
（二）企业经营发生严重困难，依法停产整顿三个月以上并且发不足或者发不出工资的；
（三）因自然灾害造成严重损失，企业无法正常生产经营，经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停产期间的；
（四）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办理停业、歇业手续的个体工商户。
经批准缓缴的，在缓缴期内免缴滞纳金。缓缴期满后，应当如数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及其利息。缓缴期最长不超过十二个月。
第十八条 企业因破产、解散等原因终止，在清算财产时，应依法向社会劳动保险机构支付应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
第十九条 企业必须在依法设立之日起180日内向当地社会劳动保险机构为其职工办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登记手续；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从发生之日起30日内向社会劳动保险机构办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变更或者终结手续：
（一）发生分立、合并、破产、撤销的；
（二）企业与职工建立或者解除劳动关系的。
第三章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管理
第二十条 各级社会劳动保险机构应按照国家规定的社会保障号码，为每个职工和城镇个体劳动者，建立一个终身不变的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对账单每年定期发给职工和城镇个体劳动者。企业、职工和城镇个体劳动者有权向社会劳动保险机构查询。
第二十一条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按职工本人缴费基数的11％建立，其中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全部划入个人账户，其余从企业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中划入。随着个人缴费比例的提高，企业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中划入个人账户部分相应降低，最终降至3％。
城镇个体劳动者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按本人缴费基数的11％建立。
第二十二条 职工和城镇个体劳动者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储存额，每年参考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利息。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为个人账户的一个结息年度。
第二十三条 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储存额，只能用于支付职工和城镇个体劳动者退休后的个人账户养老金，不得挪作他用。
第二十四条 职工和城镇个体劳动者或退休人员死亡后个人账户的继承：
（一）职工和城镇个体劳动者或退休前死亡的，按其个人账户储存额中的个人缴纳部分予以继承。
（二）退休人员死亡的，其领取基本养老保险金不满120个月的，按其退休时个人账户储存额中个人缴纳部分的余额予以继承。
第二十五条 职工和城镇个体劳动者在本条例实施范围内变动工作单位时，不转移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基金，不改变个人账户，不间断计息，缴费年限连续计算；调出或调入本条例实施范围的，个人账户储存额的转移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六条 职工和城镇个体劳动者中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其个人账户仍予以保留，不间断计息；重新缴费后，其个人账户的储存额及缴费年限累计计算。
按本条例规定补缴以前年度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其划入个人账户部分从补缴时开始计息，并计算缴费年限。
第四章 基本养老保险金支付
第二十七条 本条例实施后参加工作、个人缴费年限累计满15年的职工和城镇个体劳动者（以下简称参保人员），退休后按月发给基本养老金，直至死亡。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参保人员退休时的基础养老金月发放标准为本省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2
0％，个人账户养老金月发放标准为本人账户储存额除以120。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实施后参加工作、个人缴费年限累计不满15的参保人员，退休后不享受基础养老金，其个人账户储存额部分一次性支付给本人，同时终止基本养老保险关系。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实施前参加工作、实施后退休且个人缴费年限和视同缴费年限累计满15年的参保人员，在发给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基础上，再按月发给过渡养老金，过渡性养老金从社会统筹基金中解决。
第三十条 本条例实施前参加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累计工作满15年，实施后退休且个人缴费年限和视同缴费年限不满15年的参保人员，可以补足15年，按月享受基本养老金。没有补足15年的，退休时其个人账户储存额部分和建立个人账户前的缴费年限按每年以本省上一年度职
工月平均工资2个月标准计发的部分，合并一次性发给本人，同时终止基本养老保险关系。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实施前退休的人员，仍按国家原来规定，发给养老金，同时，执行基本养老金调整办法。
企业离休人员的离休待遇仍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 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每年7月1日根据各地（市）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增长和缴费工资增长率的一定比例确定调整。具体调整标准由省人民政府确定并公布。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实施前缴费年限满10年的退休人员和本条例实施后缴费年限满15年的退休人员，其基本养老金低于当地职工最低工资标准60％的，按60％发给。
第三十四条 离退休人员死亡后，其丧葬补助标准按上一年度全省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两倍发给。
第五章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与监督
第三十五条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并全部用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禁止挤占、挪用和挥霍浪费。基金结余款除预留2个月的周转金外，应全部用于购买国家债券和存入财政专户，严格禁止投入其他金融和经营性事业。
各级社会劳动保险机构的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第三十六条 养老保险基金及其运营收入依法免征税费，基本养老基金和运营增值部分并入基金。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以及财政、审计部门要依法加强监督、确保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安全。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政府有关部门或社会劳动保险机构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上一级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规定将基本养老保险费转入基金专户的；
（二）挪用、截留、侵占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
（三）无正当理由延期或不按规定支付基本养老金的；
（四）违反有关养老保险基金运营规定，造成基金损失的；
（五）其他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
第三十九条 企业和城镇个体劳动者违反本条例规定，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办理登记手续或者不按规定期限足额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并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对欠缴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按日加收2‰滞纳金；逾期仍不参加或仍不缴纳的，
除追办基本养老保险登记手续外，可处以欠缴额1－3倍罚款，同时对企业法定代表人处以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冒领、贪污、挪用养老保险金的，由当地劳动行政部门负责追回款项，并根据情节轻重对有关人员处以该款项5－10倍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二条 对社会劳动保险机构不按规定及时足额发放基本养老金的，企业和当事人有权向当地劳动行政部门申诉，劳动行政部门接到申诉后必须在7个工作日内查实并通知社会劳动保险机构纠正。
第四十三条 妨碍劳动行政部门或社会劳动保险机构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职工和退休人员享受基本养老保险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依法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五条 凡按本条例规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可参加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费在本企业职工工资总额5％以内的，准予列入企业成本。
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具体办法另行规定。
第四十六条 福建省人民政府可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细则。
第四十七条 厦门市实行省授权的地区统筹。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或厦门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另行制定有关法规或规章。
本条例所称本省职工月平均工资不包含厦门市。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自1998年1月1日起施行。本条例实施前有关规定与本条例不一致的，按本条例执行。
1997年12月18日
关键词: 单位累犯；人身危险性；理论剖析；现实问题
内容提要: 单位作为承担刑事责任的主体类型同样具有人身危险性，这是单位累犯成立的实质根据和解决单位累犯实践问题的基点。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的变动，不能改变单位的整体性人格实体，只要单位主体的人身危险性无根本性消减，单位累犯的成立就有正当根据。单位犯罪的整体性与刑罚承担的独立性，是理解单位累犯刑度条件以及前罪刑罚是否执行完毕的关键。单位累犯之下的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的缓刑与假释适用，应当根据其人身危险性的现实情形另行审慎判断。
单位主体被纳入刑事责任的体系之中，并不顺其自然地就默认了单位与自然人拥有相同的刑事归责原则与刑罚适用制度。单位的复杂结构是否定单位累犯成立的实质性理由吗？基于单位主体的人身危险性可以剖析单位累犯吗？笔者基于单位累犯肯定说的立场，从人身危险性的基点出发，对单位累犯的理论根据与现实问题提出自己的“抛砖性”设想。{1}
一、前置条件：单位累犯探讨的基点
单位累犯的探讨必须建基于三个前提性条件：肯定单位成立犯罪、单位主体的整体性、单位主体的人格特性。只有厘清了这三个前提，单位累犯才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和建构的现实可能。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围绕着单位累犯肯定论与否定论的分歧仍然存在，究其根本原因，毫无疑问正是共同话语平台的缺失导致了双方自说自话的现有处境。
单位主体的人身危险性与自然人主体一样，是初犯可能性与再犯可能性的统一。{2}既然单位作为犯罪主体已经被纳入刑法规定之中，且自然人累犯毫无异议，根据刑事理念进行自然的逻辑推导，则单位累犯的成立在应然层面上也是顺理成章之事。因此，如果我们仍然纠缠于单位能否成立犯罪的旧有层面，并以此来否定单位累犯的成立，这实质上是回到犯罪主体究竟能否包括单位的陈旧老路上，此种学术资源的浪费对单位累犯的研究并无任何益处。
应当肯定的是，单位因其机构与自然人的组合而有不同于自然人的结构特征，由多方混合而成的结构层次告诉我们，整体性是单位的外在显现也是其内在机能的源泉。正如学者所言，“单位是人格化的社会系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3}“单位作为一个社会系统，其首要特征是其整体性，在法律关系中，它以这种整体性出现。”{4}从学者的上述言论中，肯定单位整体性的论点清晰可见。累犯本是前后犯罪历时性考察的结果，单位组合结构的层次性与累犯的动态性使得单位累犯的研究更显艰深。这一现状从侧面提醒并告诫我们，单位复杂的内在结构必须从整体层面予以仔细剖析，单位累犯的建构同样要以其整体性作为分析与评判的关键。
肯定单位累犯的成立，就是要在明确主张单位人格特性的基础上，对单位累犯进行理论上的论证与重构。单位主体是其内在人格实体一致性和连续性的自我表达，在市场经济的外在环境中，正是因为肯定单位人格的客观实在性才赋予了其独立从事各项活动的权能。单位“这个特定的社会系统，作为法律所确认的人，也像自然人一样，具有独立的人格，具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它在社会生活中，以特定的社会关系主体的身份，并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地决定和处理它与周围自然人或法人的相互关系，独立地进行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行使自己的权利和履行自己的义务，以自己的名义在法院起诉和应诉，它甚至有自己的生命，可以出生和死亡。”{5}可以说，在市场经济日趋成熟且单位参与日益频繁的时下，在法律体系中认可单位主体的人格特性是理性选择的必然结果。
累犯制度是刑罚具体运用的重要内容，而单位主体的人身危险性是刑罚预防单位再次犯罪的根据所在。正是因为单位主体的人格特性与整体性特征，我们才肯定了单位主体人身危险性的客观性，也正是由于单位主体人身危险性的存在，我们才可以设立单位累犯制度，并有对单位从重处罚之必要，才知道“犯人之刑罚反应力薄弱，前科之刑未能收刑罚预期之效果，故不得不设此规定”{6}“这样一来，我们便把以前没有弄清楚的一个概念，即犯罪人的社会危险状态的概念，提到了首要的地位，用危险状态代替了被禁止的一定行为的专有概念。”{7}
笔者认为，单位主体的人身危险性包括广度上的人身危险性与量度上的人身危险性，前者主要指单位主体的哪些行为征表单位主体具有初犯可能性与再犯可能性；后者主要是指单位主体的哪些行为征表单位在犯罪后再犯可能性增大或减小的趋势。从单位主体的人身危险性出发，我们必须同时考察单位主体人身危险性质的规定性与量的变动情形，以达到对单位累犯认定时的准确无误，防止以表面的重复性犯罪行为作为单位累犯的实质根据。同时，关注单位主体人身危险性量的变动或增减幅度，从而更好地体现罪刑均衡原则，{8}使法官在评判累犯的成立与否或是否从重处罚时，注重单位主体人身危险性变动情况的考察，实现量刑个别化与实质公正，达致与罪刑均衡的内在精神相契合。
二、结构剖析：人身危险性视域下的单位累犯
既然单位主体的人身危险性呈动态性与开放性的特征，那么单位主体人身危险性也具有比自然人主体更大的复杂性。原因在于，单位主体是一个人格化的社会系统，它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诸要素按一定方式组成的特定性能的统一整体。{9}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两个方面的必须予以考虑的问题：第一，“单罚制”是否是对单位犯罪中的单位机构免除刑事责任？“单罚制”的现实存在是否是对单位人身危险性的否定？以单罚制作为刑事责任的承担前提时，单位累犯的理论性是否难以自足？第二，在单位与单位、单位与自然人之间交往频繁，且单位之下自然人流动频繁的今天，如果单位内部的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作为自然人人身危险性的客观存在，可否作为单位累犯的存在理由？即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的人身危险性与单位整体性的人身危险性如何进行对接？
关于第一个问题，涉及到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承担刑事责任与单位承担刑事责任的关系问题。在单位累犯中，其前后犯的刑罚可能存在这样几种结构：单罚制＋双罚制、双罚制＋单罚制、单罚制＋单罚制。由此，笔者认为，单罚制（对单位之下的主管人员与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并非是对单位本身免除处罚，更不能据此否定单位人身危险性的存在。理由有三：
其一，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承担刑事责任是单位刑事责任的方式之一。单位是人格化的有机体，离开了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的相关活动，这个有机体就无法存活，也难以向社会公众和其他组织表达自我。“单位之下的自然人作为刑罚的载体，是以法人犯罪为前提的，对于他们的刑罚，是法人犯罪刑罚的一部分。”{10}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承担刑事责任（单罚制），尽管没有对单位判处罚金，并不意味着对单位自身没有处罚，其实质仍然是对单位整体性的谴责和对单位有机体的否定评价。
其二，单罚制并没有否定单位犯罪的客观事实，不是对单位机构免除而单纯追究自然人的刑事责任。有学者认为，“从单位犯罪的整体刑事责任不能得出单位自身承受的刑罚中包括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结论。”{11}笔者认为，这是把单位自身与单位之下的自然人割裂开来的结果，是混淆二者之间内在关系的错误认识所导致的错误结论。如果误把单罚制当作自然人独立的刑事责任，那么对单位自身没有判处罚金刑的客观事实只能解释为免除了单位的刑事处罚。由此，在前后犯罪的“单罚制＋双罚制、双罚制＋单罚制、单罚制＋单罚制”的单位承担刑事责任的结构形式中单位的整体性人身危险性就被“消解”了。而这种思维路径之根源，正是我们把单位的罚金刑与单位之下的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分割开来并作为独立部分的不当理解方式所致。
其三，无论是单罚制还是双罚制，都只是承担刑事责任方式上的差异，不是单位有无人身危险性或其大小的区别所在。在立法上对单位犯罪不判处罚金而只处罚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考虑的主要因素是单位犯罪的特定情形，{12}因而无罚金刑之必要。事实上，毫无疑问，单罚制是单位犯罪之下的单罚制，没有单位犯罪就没有单罚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另外，单罚制也并不因为比双罚制缺少罚金刑部分而在人身危险性的量上减小，因为人身危险性量度上的大小主要是通过案中、案后情节征表出来的。{13}不考察单位客观行为的整体性人格特征，根本无法比较人身危险性的大小，简单地认为单罚制之下的人身危险性程度较轻，显然就忽视了危害行为的价值所在，也否定了评判人身危险性的功能性意义。
关于第二个问题，就单位内部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的变动情况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其一，作为单位犯罪的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5年内，又作为同一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应当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其二，作为单位犯罪的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5年内，又作为另外单位犯罪的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其三，作为单位犯罪的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5年内，又作为自然人故意犯罪应当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其四，作为自然人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5年内，又作为单位犯罪的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应当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14}
通过上述的结构排列，揭示出来的问题就是，自然人受刑的变动性可否作为单位累犯的构成要素？笔者认为，无论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怎样进行变动与流转，都只能在从属于同一单位犯罪时，才可以用来衡量该单位人身危险性的外在表现。{15}行为人超出同一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虽然可以据此衡量自然人的人身危险性并成立自然人累犯，但是由于脱逸同一单位之外的自然人已经不是该单位的内在组成要素，无法视之为单位人身危险性的征表，因而不能用来判定单位累犯的成否问题。由此可见，上述四种情形，只有第一种情形的人身危险性在同一单位之下是重合的，因此该情形无可争议地可以构成单位累犯。然而，有必要指出的是，有一种情形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即如果单位前后行为构成犯罪，但是单位之下的自然人存在差异性，那么有无构成单位累犯的理论基础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回到单位累犯的基点和实质根据上来：在单位主体不变，而单位内部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变动了的情形下，单位主体的人身危险性有无连贯性？回答了这个问题，答案自然就清晰了。笔者认为，对此情形并不能完全否定单位人身危险性存在的可能性。单位是人格化的社会系统，其人格系统决定了单位内部部分要素的增加或减少是正常的事情，而如果这种量上的排列组合方式没有改变单位的组织形式和性质，单位累犯的成立就有它的空间。众所周知，单位都有自己既有的章程、纲领、相关生产作业的管理规定、长期或短期的指导方针、成文或不成文的操作规程、沉淀下的企业文化底蕴等等。这些对单位长期以来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选择都具有现实的作用力或影响力，甚或直接推动单位积极作出各种决策。质言之，正是这些实体部分的维系，支撑着单位人格特征的稳定性。因此，单位内部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的变动，不是否定其人身危险性存在的实质理由。
就此可以认为，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的变动，不能从根本改变上述单位整体的精神性要素或实质价值，在此认识之下的进一步推论就是，单位内部有机体部分要素的改变在相当程度上消除不了单位犯罪主观罪过的劣根性，撼动不了单位人格的整体趋势。因此，单位之下的自然人在形式上变动之后，同一单位仍然继续犯罪，仍然能够动态地说明这一事实，即单位保持了原有的犯罪人格惯性而使人身危险性无根本消减之迹象，据此成立单位累犯不成问题。
但是，又不能完全疏忽单位内部的要素变动对单位整体的影响，毕竟单位整体脱离不了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的支撑。为此，笔者认为，从司法实践的操作上考虑，如果单位前后犯罪的性质相同或相似，前犯的主观罪过就可以与后犯的主观罪过予以对接，从而就能够推定单位主体人身危险性质的存在性与量的趋重态势，据此认定单位累犯的成立理由就是充足的。{16}另外，鉴于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人格的独立特性，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单位与自然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如果其中符合自然人累犯的规范性条件的，应当以自然人累犯论处。{17}
三、困惑化解：单位累犯的现实问题与对策
（一）在刑度条件上有期徒刑与罚金刑的选择
刑法第65条和66条规定了普通累犯和特殊累犯。对此，有学者认为，现行刑法的规定是包含了单位累犯的。{18}笔者对此不以为然。原因在于，单就普通累犯而言，其前后罪必须为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规定，而这并不能说明现行刑法已经承认了单位累犯。何况，旧刑法与新刑法之间在累犯的规定上并不存在实质性差异，如果依照上述学者的逻辑推论，旧刑法中自然也是包括了单位累犯的。然而，当单位主体还未进入旧刑法的犯罪主体之时，立法者在立法技术与立法精神中是根本不可能超越时代而有先知先觉的。“法律乃是‘当下的一个重要的规则性存在’。职是之故，作为对此前瞻的牵制而确保立法不过是对于生活本身的模写，法律较生活通常总是‘慢半拍’，以对既往成例成规的记录而昭示当下和未来以循沿的轨迹。”{19}立法的“慢半拍”说明的问题只有一个，单位累犯既是个立法问题，也是个司法问题。
“法律不是作为一个规则体，而是作为一个过程和一种事业，在这种过程中和事业中，规则只有在制度、程序、价值和思想方式的具体关系中才具有意义。”{20}当然，在立法中缺乏单位累犯的具体规定并不影响我们思维的步伐，通过单位犯罪的现实状况，我们可以更深入或直接地感受单位累犯的客观性。在此情形下，司法也并非唯唯诺诺、无能为力。“司法的根本目的不仅在于弄清法律文本的真实含义，而且更重要的是判定什么样的司法裁判能为当下的社会所广泛接受和认同。”{21}“刑事法治建设过程中如果没有公众的认同和参与，法治状况的实现会有很多困难。”{22}因此，从司法的角度反思立法的现行规定，并从司法的立场探究单位累犯的内部结构就显得意义深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