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政府长期贸易协定一九八一年度的议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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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武汉市人大常委会


武汉市法律援助条例



　　（1999年10月11日武汉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1999年11月27日湖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批准，根据2006年6月21日武汉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2006年7月21日湖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的《武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武汉市法律援助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为了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促进和规范法律援助工作，根据国家有关法律和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法律援助，是指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对经济困难的公民和法律规定的其他人员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
　　法律援助人员，是指依法实施法律援助的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以及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
　　第三条市、区司法行政部门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工作。
　　市、区法律援助机构在同级司法行政部门领导下，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法律援助工作的组织实施。
　　律师事务所、公证机构、基层法律服务所及其法律服务人员应当依法履行法律援助义务。
　　市律师协会应当协助法律援助机构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支持律师依法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维护律师在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中的合法权益。
　　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无偿提供法律服务。
　　第四条承办法律援助事务，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恪守职业道德，遵守执业纪律。
　　第五条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公民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一）申请法律援助的事项属于本市法律援助机构管辖范围的；
　　（二）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第六条符合本条例规定条件的公民，可以就下列事项申请法律援助：
　　（一）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
　　（二）因工伤请求赔偿的；
　　（三）请求给予抚恤金、救济金、社会保险待遇、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劳动报酬的；
　　（四）未成年人、老年人、妇女以及残疾人追索侵权赔偿的；
　　（五）请求国家赔偿的；
　　（六）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
　　（七）其他确需法律援助的事项。
　　第七条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
　　（二）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三）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第八条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按照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提供法律援助。
　　第九条法律援助包括以下形式：
　　（一）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
　　（二）民事、行政诉讼代理和仲裁代理；
　　（三）刑事辩护和刑事代理；
　　（四）非诉讼代理；
　　（五）公证证明；
　　（六）其他法律服务形式。
　　第十条公民申请法律援助，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供下列证明材料：
　　（一）居民身份证、户籍证明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代理他人申请的，还应当提供有代理权的证明；
　　（二）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凭证或者申请人所在单位或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出具的申请人及其家庭经济状况证明；
　　（三）与申请法律援助事项相关的材料。
　　第十一条公民提出法律援助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受理：
　　（一）国家赔偿义务机关、行政给付义务机关为市级机关或者案件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审理的，由市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二）国家赔偿义务机关、行政给付义务机关为区级及区级以下机关或者案件由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由所在区的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三）其他法律援助事项，可以由给付义务人、被请求人住所地的区法律援助机构受理，也可以由市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法律援助机构对受理法律援助的管辖有争议的，由市司法行政部门指定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由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的案件，由同级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第十二条法律援助机构中负责审查和批准法律援助申请的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当事人也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其回避：
　　（一）是所申请事项的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近亲属；
　　（二）与所申请事项有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办理该申请的。
　　第十三条对申请人提出的法律援助申请，法律援助机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决定受理的，由申请人与法律援助机构签订《法律援助协议书》，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决定不予受理的，应书面告知申请人理由。
　　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作出的不予受理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向该法律援助机构的同级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司法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异议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经审查认为申请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以书面形式责令法律援助机构对该申请人提供法律援助；认为申请人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维持法律援助机构的决定，并书面告知申请人理由。
　　第十四条由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10日前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起诉书副本或者判决书副本送交其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人民法院不在其所在地审判的，可以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起诉书副本或者判决书副本送交审判地的法律援助机构。
　　第十五条法律援助机构可以指派律师事务所安排律师或者安排本机构的工作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也可以根据其他社会组织的要求，安排其所属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对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的案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在开庭3日前将确定的承办人员名单回复作出指定的人民法院。
　　第十六条受援人在接受法律援助过程中，有权了解为其提供法律援助的进展情况，要求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对其提供的个人信息保密；对不依法履行职责的法律援助人员，可以要求法律援助机构更换。
　　受援人应当如实陈述案件事实和相关情况，及时提供有关证明材料，配合法律援助人员调查案件事实；当经济状况发生变化时，应当及时告知法律援助人员或者法律援助机构。
　　第十七条法律援助人员在法律援助服务过程中，有权要求受援人提供与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材料及其他必要的配合与协助。
　　法律援助人员应当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及时向受援人通报法律援助事项的进展情况，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不得收取当事人钱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不得泄露法律援助事项所涉及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中止或者终止承办的法律援助事项；法律援助事项完成后及时将有关材料整理归档并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结案报告。
　　第十八条法律援助人员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时，遇有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报告，法律援助机构经审查核实的，应当终止该项法律援助服务。
　　第十九条法律援助人员依法进行调查取证，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提供便利。
　　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需要调阅、查询有关材料的，经出示法律援助机构的有关证明，有关机关应当免收相关费用；需要复制有关材料的，有关机关收取费用的标准不得高于复制所需原材料的成本费。
　　第二十条公民持法律援助机构作出的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救助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司法救助。
　　第二十一条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法律援助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鼓励社会对法律援助活动提供捐助
　　法律援助资金专项用于法律援助工作，并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第二十二条法律援助人员无正当理由不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由司法行政部门依法给予处分、处罚。
　　第二十三条法律援助机构不依法履行法律援助职责，律师事务所、公证机构和基层法律服务所不支持其法律服务人员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由司法行政部门依法给予处分、处罚。
　　第二十四条因法律援助人员过错致使受援人遭受损失的，有关机构和人员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五条受援人以欺骗方式获得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按照法律服务收费标准向受援人追缴法律服务费用。
　　第二十六条司法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在法律援助的监督管理工作中，有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行为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刚刚诞生的制度，在适用中难免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和解的案件适用范围及条件、程序等都作了明确规定，结合目前的司法实践及现有法律规定，应深入研究刑事和解正当性的理论基础，进一步明确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建立与刑事和解相适应的配套制度。
　　一、明确刑事和解制度使用的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
　　刑事和解的适用包括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主观条件是指犯罪嫌疑人的有罪答辩和当事人双方的和解自愿性，客观条件则指案件事实与证据方面的基本要求，即案件事实已经查明，证据确实充分。
　　首先，刑事和解应以犯罪嫌疑人的有罪答辩与当事人双方的和解自愿为基本前提。“有罪答辩”意味着犯罪嫌疑人承认犯罪行为是自己所为，认识到犯罪行为对被害人的实际危害；“和解自愿”意味着在加害人真诚悔罪和及时赔偿的前提下，受害人发自内心地对加害人的犯罪行为表示真诚的谅解。其此，刑事和解还应以案件事实已经查明、证据确实充分为客观前提。即实行刑事和解程序的刑事案件，必须遵循刑事诉讼证据规则，在查明犯罪事实、证据确实充分且对案件事实性质正确认定的基础上进行和解，既不能纵容在案件事实认定上“和稀泥”，也不能“存疑案件”适用刑事和解。案件事实决定犯罪性质，查明了案件事实，也就基本决定了犯罪的性质和罪名，而犯罪性质的确定，又为解决犯罪人所应受到的刑罚惩罚的轻重奠定了基础，从而也就相应地决定了对该案件可否进行刑事和解。也只有案件的事实认定部分没有问题，作为被侵害的受害人一方，才有可能接受与加害方进行的“和解”。因此，所谓和解，并不是、也不可能就犯罪人所犯罪行的性质部分进行讨价还价，而仅仅是对量刑及民事赔偿部分进行的协商。那种认为刑事和解就什么都可以讨价还价、甚至可以牺牲刑法确定性的观点和做法是对法律和司法尊严的亵渎。
　　二、正确定位刑事和解中被害人的地位，明确司法机关对刑事和解审查认可的程序
　　在刑事和解中应确定为被害人的角色，把握好尺度以达到加害人、被害人和社会之间的利益平衡，不能盲目地抬高或者基于理论需要而过度推崇被害人的地位，更不能以此处罚来挑战、冲击国家公权力对犯罪等恶性的干预和惩罚。刑事和解制度不仅仅是单纯的程序问题，而且是程序与实体复合的问题，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被害人刑事实体处分权与国家审查认可权的复合。被害人有权请求司法机关适用刑事和解制度，但这仅仅是一种请求的权利，司法机关掌握着最终的审查决定权，双方的和解必须经过司法机关的认可，才具有法律效力。
　　尽管刑事和解充分发挥了刑事案件中犯罪人和被害人双方解决纠纷的积极性，有着理论和实践中的种种优点，但是，有两个重要问题却是必须面对的：（1）如何保障刑事和解的过程中不存在当事一方对另一方的欺诈、威胁甚至暴力侵害，即刑事和解的达成如何才能确保双方的真诚与自愿；（2）如何确认加害人已经去除犯罪的人身危险性，不再对社会具有危害性？因为个案中的和解并不一定表明加害人就不再危害其他社会个体。这时，就需要国家司法机关的介入，对被害人基于其刑事实体处分权提出的和解请求进行审查，然后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作出认可与否的判断。
　　在司法机关介入之时，当事人中的一方可以提出刑事和解违背自愿的主张及其证据，由司法机关作出最终的裁判；司法机关当然也有权主动进行审查，根据犯罪事实与法律规定判断加害人的人身危险性，比如是否属于累犯等。这就在实质上解决了刑事和解中单凭被害人和加害人所无法解决的上述两个问题。所以，刑事和解协议的达成应该有国家司法权利的介入和审查、确认，从而使这样的活动能在两个层面上得以合法化：一是确保和解出于双方的真诚与自愿，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回复；二是避免加害人的人身危险性被忽略并因此而导致对社会造成危害。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不同的刑事案件，国家司法机关介入的程度可以有所不同。对于轻微刑事案件，当被害人基于其刑事实体处分权提出和解请求时，从效率的角度考虑，国家司法机关可以从形式上审查刑事和解请求；对于较为严重的刑事犯罪案件，国家司法机关的实质审查更是必不可少。应确立司法机关认可犯罪人和被害人双方和解协议的重要且唯一的法理依据在于：犯罪人已经真诚回改，对其适用刑罚从功利主义角度考虑已经变得意义不大。因此国家司法机关审查之后的结果可能有两种：一是认可、接受受害人基于其刑事实体处分权提出的和解请求，适用刑事和解制度；二是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认为不适合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因而不认可受害人的和解请求。
　　因此在可以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案件中，虽然被害人就和解协议的内容具有充分的自主决定权，但是，对其诉讼的实体结局仍然没有自主决定权—决定权掌握在审查案件的司法机关手中。也即和解协议必须经过司法机关的认可和接受才能发生效力，即承认犯罪人和加害人的和解协议并在定罪或者量刑中以从宽处罚的方式体现这种认可和接受。
三、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为何会出现一定数量的刑事案件“私了”的现象，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有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执行率低，罪犯的赔偿意识弱。当被告人被判刑之后，判定赔偿部分的判决书几乎成了一纸空文；而如果被害人事先与被告人和解，被告人能得到减刑，被害人就能拿到赔偿。出现类似情况既与一些被告人没有赔偿能力有关，也与被告人故意转移或者隐瞒财产，以赔偿来要挟被害人要求减刑有关。面对这种现实，要保证刑事和解中被害人的谅解出于内心的真正自愿就必须建立相关的配套措施。除了进一步完善被害方有权申请对被告人的财产进行诉前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的制度外，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尤为重要。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指国家对一定范围内受到犯罪侵害而又未能从犯罪人或其他渠道得到充分赔偿的刑事被害人或其家属，通过法定程序给予一定补偿的制度。在构建了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前提下，那些因犯罪而使经济陷入十分困难的被害方就有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被害方就会更慎重地考虑与被告人和解。只有被害人在其日常生活能得到最基本保障的基础上，同意于被告人和解，接受被告人的积极赔偿或者加倍赔偿，进而同意给被告方减刑，才可以说是比较能充分体现出被害方的自愿。此外，也有利于积极预防加害人利用赔偿要挟减刑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