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开发银行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开发银行关于支持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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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治理向企业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等问题的决定



1997-7-7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治理向企业乱收费、

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等问题的决定中发〔1997〕14号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针对一些地区和部门出现的向企业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等问题，多次发布文件加以制止，各地区、各部门按要求做了一些工作，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向企业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严重干扰了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加重了企业负担，助长了不正之风，损害了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一定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抓好这项工作对于推进企业改革和发展、加强廉政建设、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下决心进行专项治理。为此，党中央、国务院决定：

一、坚决取消不符合规定的向企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款、集资、基金项目和各种摊派。凡属国家法律法规、国务院及财政部、国家计委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明文规定之外向企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之外向企业实施的罚款项目，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明文规定(指农村集资办学，集资办电、修路、建住房等)之外向企业集资的项目，国务院及财政部规定之外向企业收取基金的项目，均一律取消。各种摊派和乱集资一律取消。向企业收取费用和罚款必须严格按规定标准执行，坚决制止超标准收费和罚款的行为。

过去已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财政、物价部门审批的收费项目，少数确需保留的，应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重新审批，并征得财政部、国家计委同意。

二、全面清理按规定未被取消的向企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款、集资、基金项目。对不合理的项目要坚决取消并向社会公布；合理的保留，但标准过高的要把标准降下来；重复收取的要予以合并。凡需保留的包括降低标准和合并的项目，要按照管理权限从严重新审批。其中，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按照隶属关系分别报国务院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批，集资、基金项目报国务院审批。凡需国务院审批的项目，由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级联席会议审核后报国务院。

清理期间，除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之外，暂停审批新的向企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集资、基金项目。凡利用行政权力和垄断地位强行进行的经营服务性收费，属于乱收费行为，要一律严肃查处。事业单位及其所属机构向企业的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由物价部门负责清理。清理向乡镇企业的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和各种摊派，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建立健全向企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款、集资、基金项目的审批管理制度。今后，所有新增加向企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标准，必须按隶属关系分别报财政部、国家计委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批，重要的报国务院审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批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要分别征得财政部和国家计委同意。向企业实施罚款，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向企业集资，必须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务院的规定进行。向企业收取基金，必须按照规定报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审批，重要的要报国务院审批。

四、加强对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款、集资、基金的收缴和使用管理的监督，防止截留、挤占和挪作他用。行政事业性收费，要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决定》进行管理。罚款要全部上缴同级国库，取消和禁止各种形式的罚款收入提留分成办法。执法部门所需办案和业务经费，一律列入同级财政预算。集资、基金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向企业收取行政事业性费用，必须凭物价部门颁发的《收费许可证》和财政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依法征税的必须使用税务部门统一印制的发票。否则，企业应拒绝交费。可进行“企业交费登记卡”制度试点，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实行统一征管的办法，规范收费行为。企业要建立健全内部监督约束机制，严格执行各项财务制度，定期向职工代表大会报告企业交费情况。

五、严格执行国家规定，坚决做到令行禁止。严禁擅自设立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款、集资、基金项目；严禁擅自提高收取标准，扩大收取范围；严禁向企业摊派、索要赞助和无偿占用企业的人财物；严禁向企业强买强卖，强制企业接受指定服务，从中牟利；严禁在公务活动中通过中介组织对企业进行收费；严禁将应由企业自愿接受的咨询、信息、检测、商业保险等服务变为强制性服务，强行收费；严禁强制企业参加不必要的会议、培训、学术研讨、技术考核、检查评比和学会、协会、研究会等；严禁强行向企业拉广告，强制企业订购书报刊物、音像制品等；严禁机关、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到企业报销各种费用。

六、加强监督检查，加大执法力度。要组织力量对重点地区、部门和单位进行重点检查和审计。各级经贸、计划(物价)、财政、监察、纠风、审计等有关部门要建立举报制度，并设立联系点。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举报向企业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等行为。有关部门受理举报后，要认真进行调查处理。对于造成恶劣影响和严重后果的重大案件，要追究主要负责人和当事人的责任，根据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触犯刑律的要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对于顶风作案和打击报复举报人或刁难企业的，要依法从重处理，决不姑息。

七、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中央和地方新闻单位要紧密配合这项工作，突出宣传党和政府减轻企业负担的方针政策，宣传各地的好经验好做法。对于违反本决定精神、情节恶劣的典型案件，要予以曝光。

八、加强领导，建立责任制。治理向企业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等问题的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情况复杂，难度很大，要实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采取自查自纠与监督检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和要求，切实加强领导，并指定一位领导同志负责，明确责任制，及时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为更好地开展这项工作，中央确定，由国家经贸委牵头，国家计委、财政部、监察部、国务院纠风办和审计署参加，建立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并设立办公室，负责工作指导、监督检查和组织协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贯彻落实本决定情况，要报告党中央、国务院。

本决定自发布之日起实行。以前的规定凡与本决定不一致的，以本决定为准。

一九九七年七月七日




隐私权保护立法刻不容缓

张旭科
（中国矿业大学法学系 江苏徐州 221008）


自实行依法治国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广大公民的法律意识已经有了提高。但是必须看到，随着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我国法律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特别是近年来，人们保护“隐私”的意识增强，因隐私权引起的诉讼增多，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如1999年，在湖南各界引起强烈反响的“湖南某外语外贸学院的男女学生因在女生宿舍同床过夜被学校开除而向法院以学校侵犯其隐私权的诉讼案”；受社会普遍关注的“张萍诉新疆石河子市某医院允许实习生见习对其进行的下体检查精神损害赔偿案”；近日，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同时被社会各界关注的“女大学生因怀孕被学校开除而告学校侵犯其隐私权的精神损害赔偿案”，等等。
但是对于隐私权，法律尚无具体的规定，如何保护隐私权成为了法律界争相讨论的一大热点、难点问题。此外，一方面是现实中侵犯隐私越来越成为非常频繁的侵权事件，有关诉讼与日俱增；另一方面是立法上的严重缺漏与司法的无所适从，因而隐私权保护问题也成为了中国法制的一个尴尬问题。
综观世界各国法律的隐私权保护的立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大方面来阐述：
一是大陆法。这以法国、德国这两个国家为典型。大陆法系国家对隐私权的保护不像英美法对判例的援用一样落后，法、德两国在自己国家的民法典中明确规定了“任何人有权使个人生活不受侵犯”、“法官在不影响赔偿所受损害的情况下，得规定一切措施，诸如对有争议的财产保管、扣押以及专为防止或停止侵犯个人私生活的其他措施。在紧急情况下，法官得紧急下令采取以上措施”。此外，大陆法传统也包括如下内容，在问题没有发生以前，制定强有力的制度予以预防。如在数据保护领域，这一解决方式最初为北欧国家采纳，并随后影响了英国、加拿大这些普通法国家。
二是英美法。英美法对隐私权的保护有直接保护和间接保护两种模式：
（一）直接保护方式，如美国。在美国，作为新的侵权行为类型，隐私权的发展由三条线索合成：侵犯隐私这一新的侵权行为的创设，宪法学说的发展，州与联邦层面制定具体立法的举措。美国直接保护隐私的做法是：其一是联邦最高法院宣称在宪法中存在一般隐私权的事实；其二就是对于侵害隐私权的行为是直接认定为侵害隐私权的侵权行为，并责令侵权行为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的责任。
（二）间接保护方式，如英国。由于该国立法的原因，隐私权在英国的发展并不像在美国那样繁荣，在英国国内法中是没有对一般隐私权的直接规定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英国没有为隐私权提供法律保护。英国对于侵害隐私权的行为不直接定为侵害隐私权的侵权行为，而是认定为其他类似的侵权行为，按照其他类似的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如名誉、信息侵害的赔偿等等。
三是北欧法律。通过公开原则和具体的数据保护立法对隐私予以保护是其最著名之处，通常认为瑞典是这一方式的代表。瑞典采用的是古老的政务公开原则和现代的数据保护立法。政务公开原则已写入1766年瑞典宪法，尽管在一开始，这项规定并没有打算成为保护隐私权的措施，但行使隐私权的人却已经通过它来检查与其有关的记录。瑞典于1973年颁布《数据保护法案》，规定了监控对象接触自动处理的个人数据的一般权利，这体现了解决由公私领域的数据处理体系提出的隐私问题的现代方法，但是这一权利也有缺陷，就是其仅仅依赖于上述方法。虽然北欧国家对隐私权的保护通过公开原则和具体的数据保护立法的方式，但是这并不是说其他保护方式在北欧国家是不存在的。如挪威自从1899年以来就有禁止侵犯“私人生活安宁”的刑事立法，并且其案例法的发展与美国相似。
总之，在1890年美国法学家布兰蒂斯和华伦在哈佛大学《法学评论》上发表《隐私权》一文之后，世界各国逐渐认识了隐私权及其重要性，各国法律陆续确认其为人格权，并加以严格的法律保护，从而有效地保护了公民的隐私权。
然而，在我国，对于隐私权，因为1986年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由于立法者对隐私权还没有充分的认识，没有将隐私权规定为公民的人格权，所以在我国法律上的渊源目前为止虽然部分可求助于宪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但在事实上，我国的宪法具有其规定一般都要经最高法院解释后才在具体的案件中引用的局限性，因而如果隐私权只停留于宪法的抽象人格权上，那么对它的保护将始终有所缺陷。此外，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通过名誉权对隐私权进行间接保护，但是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不必然侵犯名誉权或规定了隐私权只是一种“人格利益”。再者，随着电脑与网络的进一步发展，隐私权问题在现代社会将会更加尖锐起来，这就会导致笔者前面所述的立法上的严重缺漏与司法的无所适从。
有学者称，在我国的一些民法特别法中对隐私权的规定（如《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0规定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妇女权益保障法》第39条规定了禁止用侮辱、诽谤、宣扬隐私等方式损害妇女的名誉和人格；在《残疾人保障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都设置了保护残疾人、消费者和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条文，其中都包含隐私权保护的内容等），是应当依照、可以参照的，直接按照侵害隐私权追究侵权行为人的民事责任，是完全有法律根据的。我不同意这种看法，但是这仅仅是针对社会中的特殊群体（未成年人、残疾人等）的一些规定，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适用的，也就是不是普遍适用的问题。此外，在这些民法特别法只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括，并且它们也没有规定哪些隐私应该得到保护，哪些行为构成侵犯隐私权等等。在事实上，许多侵害隐私行为就都无法追究民事责任，如刺探他人私人情报信息，擅闯他人私人住宅，跟踪私人活动，等等。
基于以上考虑，笔者建议：我国的立法机关尽快进行隐私权保护的立法，完善我国隐私权的法律直接保护制度。
一、对为何要选用直接保护方式的几点说明
（一）与直接保护方式相对的就是前面我们所提到的英美法间接保护方式，如英国一样，间接保护方式将隐私权按照其他类似的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虽然这样也能够起到对隐私权的保护，但这种保护方式存在着一种缺陷那就是手段的脆弱性，也就是说长期将隐私权寄托于其他权利中，忽略它的特殊性，则会造成保护手段失衡，没有相对严厉的特殊手段保护。
（二）在我国，对隐私权的保护也是采用类似于英美法的间接保护方式，把揭露与宣扬个人隐私解释为侵害名誉权，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隐私权与名誉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权利范畴，无论在权利的性质、主体、客体及侵权手段和保护上都存在着质的差异，如名誉权的侵犯的一个最为主要的标志就是社会评价的降低，也就是“造成一定影响”，然而对隐私权的侵犯是不以社会评价是否降低为标志的。而从法律制度上加以对隐私权的直接保护，这就可以避免在部分现实的司法中，由于没有具体的法律条款可援用，法官一般在隐私权的救济上采取谨慎的态度，万不得已则靠名誉权或“人格尊严”的规定判决的奇怪现象。
二、对完善我国隐私权立法的几点构想
（一）明文规定隐私权是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利，而非“人格利益”。
我国《民法通则》并未把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加以保护，造成在司法上只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通过名誉权对隐私权进行间接保护，由于二者存在质的不同，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不必然侵犯名誉权，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维护隐私权。所以，笔者建议，立法应参照世界各国立法，尽快把隐私权作为一种独立的人格权在立法上明确规定。
（二）立法应明确界定隐私权的主客体。
1、隐私权的主体。任何权利都有一个权利的主体，权利主体是享有权利的人或组织。一般是个人（公民或自然人），也包括其他团体、社会组织以至国家。而隐私权的主体则为个人。我们认为，法人不应划入主体范围，因为隐私权的本意所要保护的是自然人的自由与人格尊严，法人是没有自然人的人格尊严，法人的“隐私”也就属于商业秘密。此外，笔者认为，只有自然人生存时才享有隐私权，死者是没有隐私权的。因为当自然人死亡后，其个人利益随着本身物质载体的终止而消亡，事实上也不具备维护自身利益的可能性，并且死者无权利能力，同时由于权利主体与客体的一致性，这些都说明死者不是隐私权的主体。基于以上考虑，建议立法机关规定“隐私权侵犯之诉讼，仅得由其隐私权受到侵犯之人而仍生存时主张”。
2、隐私权的客体。权利的客体专指某种物，它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隐私权主要包括三大类，即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及私人领域，其中私人信息属无形的隐私，主要包含个人情况，结合我国实际，应当有医疗记录、身体缺陷、健康状况、女性三围、财产状况、宗教信仰、过去经历（尤其犯罪记录）、财务资料、犯罪被害人资料、招致误导的情节等等；而私人活动则属于动态的隐私，如社会交往、夫妻性生活、婚外恋等等；再者是私人领域，也称作私人空间，如个人日记、居室等，同时也包括个人隐秘部位，如人体生殖器和性感器官。以上对隐私的客体所采用的是列举的方法，但是在立法上这种列举的方式不可能穷尽一切可能的内容。所以，建议在立法上对隐私进行抽象的原则式规定。对于隐私的抽象的原则式规定，笔者认为立法可采用王利明先生的观点：“隐私乃是一种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的，当事人不愿他人干涉的个人私事和当事人不愿他人侵入或他人不便侵入的个人领域”。它比较准确地揭示了隐私的本质特征——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隐私就一定意味着权利主体存在着有所“隐”与有所“不隐”，在“私”则“隐”，为“公”则“显”。如果根本就无所谓“公”或无所谓“私”，也就不必谈什么隐私。
　（三）立法采用列举式和概括式的方法对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予以具体化。
笔者认为，1967年国际法学会在斯德哥尔摩由世界范围内的法学权威参加的会议上有关隐私权的声明中所主张的十种相对具体的权利，在我国立法时值得予以援引。虽然迄今为止，这十种相对具体的权利尚没有法律效力，但是它们无疑是有道理的。这十种相对具体的权利是：1、对他私人、家庭生活的介入；2、对他身体或精神独立性，或道德与智识自由的干预；3、对他荣誉或名誉的攻击；4、被置于不实的公众印象中；5、披露他私人生活中与公众不相关的令人窘迫的事实；6、使用他人姓名、身份与肖像；7、监视、打听、干扰；8、干涉他的通讯；9、披露他在职业秘密领域所发出或接收的信息；10、非法使用他书面或口头形式的私人通讯。此外，立法应再作“其他侵犯他人隐私的行为”的概括性规定。
另外，还需指出的是，在如今这个网络经济中，每个人都与网络相连，各种数据信息以无法想象的速度在INTERNET上交流和传播。因而对于在这一方面的个人隐私的保护，也是在发展网络经济过程出现的一个新的法律课题。笔者认为，在互联网上的个人隐私，除应通过技术手段（如防火墙）来保护外，可以借鉴北欧法律的数据保护立法，在我国隐私权保护立法加以规定，从而通过法律上的追究侵权责任加以具体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