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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补偿协定


（扬州火电项目）
（签订日期１９９４年５月２９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下称“中国”）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下称“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或“世界银行”）于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九日签订本协定。
　　鉴于（Ａ）世界银行同意按照中国与世界银行签订的一项贷款协定（下称“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贷款协定”）向中国提供一笔包括多种货币的、本金总额相当于３５０，０００，０００美元的贷款，以资助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贷款协定附件２中所述的项目（下称“项目”）。
　　（Ｂ）根据作为借款人的中国与作为部分担保人的世界银行、作为安排行和主经理行的东京银行国际部（香港分部）、德累斯顿银行（东南亚部）和纽约摩根担保与信托公司、作为主经理行的日本兴业银行亚洲部、韩国发展银行、日本长期信贷银行和三菱银行、作为经理行的住友信托银行、三菱信托银行和华联银行、作为副经理行的卢森堡国家储蓄银行和大和银行海外财务有限公司、作为代理行的德累斯顿银行（东南亚部）以及作为贷款人而列出的金融机构（下称“美元贷款人”）之间签订的一项《贷款与担保协定》（下称“美元贷款协定”），美元贷款人同意向中国提供一笔本金总额为九千万美元（ＵＳＤ９０，０００，０００）的贷款（下称“美元贷款”），用以资助本项目的一部分；
　　（Ｃ）根据作为借款人的中国与作为部分担保人的世界银行、作为贷款人而列出的金融机构（下称“日元贷款人”）以及作为代理行的日本长期信贷银行（下称“代理行”）之间签订的另一项《贷款与担保协定》（下称“日元贷款协定”），日元贷款人同意向中国提供一笔本金总额为三十二亿日元（３，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日元）的贷款（下称“日元贷款”），用以资助本项目的一部分；
　　（Ｄ）根据中国的请求以及与中国达成的协议，世界银行同意按照日元贷款协定中规定的条款和条件为日元贷款部分本金的偿还提供担保（下称“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日元担保”）。
　　（Ｅ）世界银行只同意在下述条件下提供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日元担保，即中国同意及时向世界银行偿还由世界银行付出的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日元担保直接或间接相关或由其而产生的一切支出款项并承担由此而产生的诸如此类的其他义务；
　　（Ｆ）考虑到世界银行签署了日元贷款协定并提供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日元担保，
　　中国同意承担由此而产生的对世界银行的一定的义务。
　　本协定缔约双方现协议如下：

　　第一条　定义
　　１．０１节　世界银行于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起实施的《贷款与担保协定通则》（下称“《通则》”），是构成本协定整体的一部分，但需对其内容作如下修改：
　　（ａ）《通则》中无论何处所使用的“借款人”或“担保人”一词，均系指中国；
　　（ｂ）《通则》中无论何处使用的“贷款”一词，除了在２．０１节（１２）段、８．０１节和９．０３节中意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日元担保并包括根据本协定应付出的任何其他款项外，均系指日元贷款（按此定义解释）；
　　（ｃ）《通则》中无论何处使用的“贷款协定”和“担保协定”一词，除了在９．０１节（ａ）和（ｂ）以及９．０７节（ａ）和（ｃ）中意指本协定和日元贷款协定（按此定义解释）外，均系指本协定；
　　（ｄ）《通则》中无论何处使用的“项目”一词，均系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贷款协定附件２中所述的扬州火电项目；
　　（ｅ）《通则》第２．０１节中的（３）、（４）、（５）、（６）、（７）、（１０）、（１１）、（１５）和（２０）、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９．０７节（Ｃ）第一句中的“但无论如何不得晚于截止日或世界银行和借款人为此目的而协商同意的该更晚日期后六个月，”、第１０．０２节中开始句“除６．０７节所述外，”以及第十二条予以删除。
　　１．０２节　本协定中使用的若干词汇，除非另有解释或上下文另有要求，其词义在本协定序言和《通则》（需作上述修改）中均有其相应的解释，下列新增词汇，则具有以下词义：
　　（ａ）“合格支出”，系指就项目所需货物和服务的合理费用所作的、并将由日元贷款资金中支付的支出。
　　（ｂ）“项目协定”，系指世界银行与电力公司为实施项目而签订的协定。
　　（ｃ）“项目受益人”或“电力公司”，系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按照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九日颁布的公司章程组织和经营的一家国有企业，即江苏省电力公司。
　　（ｄ）“专用存款账户”，系指本协定３．０２节（ａ）中提及的账户。
　　（ｅ）“日元”，系指日本货币元。

　　第二条　中国对世界银行的补偿；担保费
　　２．０１节　鉴于世界银行提供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日元担保，中国因此：（ａ）同意按照世界银行根据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日元担保偿付任何款项的付款需要或世界银行为付款而另行发出的指令，及时以世界银行所付货币币种向世界银行偿付相应款项，或者当世界银行需以其他货币购买付款所需的货币时，以这种其他货币向世界银行偿付，包括按照世界银行就该种货币规定的年率计算的利息，该利率应是世界银行此种货币的现行借款成本加上从世界银行付款日到该笔款项偿还给世界银行时止的适用的利差；（ｂ）同意应世界银行的要求补偿或豁免其所遭受或承担的、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日元担保直接或间接相关或由其所引起的所有程序、诉讼、义务、索赔、损失、损害、费用和开支；（ｃ）不可撤销地授权世界银行遵循任何要求并偿付可能是到期或索赔或根据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日元担保应由世界银行承担的款项（世界银行应将这种要求通知中国，但在未发出任何这种通知的情况下，也绝对不能影响世界银行根据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日元担保支付款项的义务或中国根据本协定向世界银行偿付款项或进行补偿的义务），并同意：调查了解任何这类要求是否真实正确或所付款项是否真的是到期款、或者中国和代理行或日元贷款人之间是否存在争议，不属于世界银行必须承担的义务；（ｄ）同意在无任何清单不全和实质性错误时，对于中国和世界银行来说，任何此类要求或付款应是最终的证据，说明要求已正式提出且／或所付款项是到期款项。
　　２．０２节　（ａ）世界银行可以在任何时候，在不推卸、修改或另行影响本协定和日元贷款协定以及任何相关协定或法律所产生或赋予世界银行的任何权利、权力和补救措施的情况下：（ｉ）为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日元担保的扩大或变动提供或同意或签署任何协定；或（ｉｉ）提供或给予或同意给予可以偿付世界银行已根据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日元担保支付的款项的任何其他人以任何宽限时间或其他付款延期。
　　（ｂ）本协定赋予给世界银行的任何权利应是独立外加的，不能代替或削减世界银行的任何其他权利，即世界银行可以在任何时候从中国或任何其他人那里寻求对其根据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日元担保进行的付款或产生的责任的偿付或补偿。
　　（ｃ）在采取步骤履行本协定赋予世界银行的任何权利或运用本协定和日元贷款协定以及任何相关协定或法律赋予世界银行的任何权利、权力和补救措施之前，世界银行不应承担以下义务：（ｉ）针对任何其他人（包括向世界银行偿付其根据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日元担保付出的款项金额的人）在任何法院提起诉讼或寻求裁决；或（ｉｉ）行使或寻求行使可能是针对中国的任何其他权利或其针对任何其他人的权利。
　　２．０３节　根据本协定条款由中国进行的任何所要求的付款应该：
　　（ａ）按照世界银行合理要求的付款地址支付；
　　（ｂ）以适用于进行这种支付且适用于影响世界银行账户——该账户有一个世界银行为此目的而指定的保管人——的这类货币存款的法律所允许的方式以及以此种方式所获得的货币进行支付；
　　（ｃ）不受中国所施加的或中国领土上发生的任何种类的任何限制；
　　（ｄ）优先支付应付世界银行的所有利息和其他费用，然后支付所有到期本金。
　　２．０４节　鉴于世界银行提供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日元担保，中国应在本协定签署后，向世界银行支付一笔总额为二千八百四十七万一千九百一十九日元（２８，４７１，９１９日元）的担保费。

　　第三条　其他约文
　　３．０１节　中国对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贷款协定“附件２”中规定的项目目标作出承诺，为此，中国应不受制于或不局限于本协定或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贷款协定中规定其应承担的任何其他义务，促使电力公司根据项目协定履行其应承担的一切义务，并应进行或促使进行一切必要的或适当的活动，包括提供资金、设施、服务和其他资源，以使电力公司能履行这些义务，不应进行或允许进行任何妨碍或干扰履行这些义务的活动。
　　３．０２节　日元贷款的目的是为项目下的合格支出提供部分资金。为此，中国应：（ａ）一收到日元贷款资金，就将其存入中国专为实现项目目标而开设使用的一个专用存款账户；（ｂ）为实现项目目标，根据世界银行满意的转贷安排使电力公司获得日元贷款资金。专用存款账户应在一家使世界银行满意的银行并以世界银行满意的条款和条件开设，包括适当的防止抵免、没收或扣押的措施。
　　３．０３节　（ａ）中国应只将存入专用存款账户的日元贷款资金支付给项目受益人，以用于实际发生、但不以世界银行根据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贷款协定提供的资金来支付的合格支出，且这种使用应以世界银行同意的方式进行。
　　（ｂ）对于由中国从专用存款账户中所作的每一笔支付，中国应在世界银行提出合理要求时，向世界银行提供表明此项日元贷款资金的支付完全属于合格支出的这类文件和其他证明材料。
　　（ｃ）如果世界银行在任何时候确定，任何一笔由专用存款账户所作的支付未用于任何一笔合格支出，或者提供给世界银行的证明材料不能证明其为合格时，中国应在接到世界银行通知时，及时地往该付款账户中存款（或者，如果中国不能或难以这样做，则根据日元贷款协定的条款提前偿还给管理日元贷款人账户的代理行），其存款金额相当于该笔已支付的金额或该笔支付中不合格或不能核实的部分金额。此后所作的任何这类的存款均应用于本协定３．０２节中所述之目的。
　　（ｄ）如果世界银行在任何时候确定，专用存款账户中任何未使用的款项将不再需要用于支付以后的合格支出时，借款人应在接到世界银行的通知后，根据日元贷款协定的条款将该笔未支付使用的款项提前偿还给管理日元贷款人账户的代理行。
　　３．０４节　中国应保证：（ａ）项目所需的并且将由日元贷款资金支付的货物和服务应以合理的价格进行采购，并且还应考虑其他有关因素，如交货时间、货物的效率和可靠性、维修设施和零备件的可获得性，在聘请咨询服务时，还应考虑服务的质量以及承担服务者的能力；（ｂ）这些货物和服务应完全用于项目的实施。
　　３．０５节　中国应：（ａ）由世界银行可以接受的独立的审计师，按照一贯运用的适当的审计原则，对每一中国财政年度的专用存款账户进行审计；（ｂ）尽快，但在任何情况下最迟不晚于每一财政年度终止后的六个月，向世界银行提供：（ｉ）上述该年度经过审计的账目副本，以及（ｉｉ）由前述审计师们按照世界银行合理要求的范围及详细程度所作的这类审计报告；（ｃ）当世界银行随时提出合理要求时，向世界银行提供关于上述账户以及对其所作的审计的其他资料。
　　３．０６节　世界银行与中国因此同意，电力公司应根据项目协定第２．０３节，针对项目来履行《通则》第９．０４节、９．０５节、９．０６节、９．０７节、９．０８节和９．０９节中所规定的义务（分别涉及保险、货物和服务的使用、计划和进度表、记录和报告、维修及土地征用等）。

　　第四条　世界银行的补救措施
　　４．０１节　如果中国未能根据本协定向世界银行偿付其应付款项或未能履行本协定所规定的任何义务，且这种情况持续存在，世界银行可以在通知中国后全部或部分取消或中止中国根据（ａ）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贷款协定以及（ｂ）中国和世界银行签订的任何其他贷款或信贷协定提款的权力。

　　第五条　生效日期
　　５．０１节　本协定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第六条　其他规定
　　６．０１节　根据《通则》１１．０７节之规定，中国财政部长被指定为中国的代表。
　　６．０２节　根据上述６．０１节之规定，特列明以下地址：

　　中国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
　　北京　１００８２０
　　三里河　财政部
　　电报挂号：ＦＩＮＡＮＭ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电传：２２４８６　ＭＦＰＲＣ　ＣＮ

　　世界银行方面：
　　美利坚合众国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２０４３３
　　西北区Ｈ街１８１８号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电报挂号：ＩＮＴＢＡＦＲＡＤ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
　　电传：４４００９８（ＩＴＴ）
　　　　　２４８４２３（ＲＣＡ）或６４１４５（ＷＵＩ）
　　本协定的缔约双方，通过其各自正式授权的代表，于本协定开始所述的日期，在美利坚合众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就本协定以各自的名义予以签署，以昭信守。
　　注：附件一、二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联合融资
　　　经授权代表　　　　　　　　及金融咨询服务副行长
　　　　金人庆　　　　　　　　　　　　柏光谷司
　　　（签字）　　　　　　　　　　　（签字）
刑事诉讼当事人取保候审权利保护之不足

王占洲 林苇
（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刑法教研室 贵州 贵阳550005）
（贵州警官职业学院民法教研室 贵州 贵阳550005）

摘要：取保候审不仅仅是强制措施，在特定情况下还是被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但因取保候审的权利属性未受到重视，致使在取保候审制度中未建立起有效的权利保护机制，因而有必要对该项制度进一步研究和完善，以确保在刑事诉讼中公民取保候审权利的实现。
关键词：取保候审 社会危险性 自由裁量权 法律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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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刑事诉讼理论界对取保候审制度的研究，片面强调取保候审作为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属性，而忽略了取保候审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重要意义——即在符合取保候审法定条件的情况下，取保候审对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是一项重要权利。从而导致在刑事诉讼立法和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的司法解释中，均偏重于规定司法机关在决定是否适用取保候审时所享有的权利以及被适用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承担的义务，对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权利（以下简称“取保候审权利”）的保护性规定却很少，而且在这本就很少的保护性规定中还存在着一些内涵不明确的概念，使得在司法实践中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取保候审权利基本得不到保护。大多数有过取保候审申请经验的人，都会发现在递交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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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占洲（1972—），男，贵州铜仁人，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刑法教研室讲师。林苇（1972—），女，贵州铜仁人，贵州警官职业学院民法教研室讲师。

保候审申请之后，所有的权利都已由司法机关掌握，申请人已无实际权利可言，除了被动地接受司法机关的决定之外，什么也不能做，因为作为一个非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你无法确定适用取保候审的确切标准是什么？确定社会危险性的标准是什么？如果认为否决取保候审的理由不合法应当怎么办？错误地否决取保候审申请会引发什么样的法律后果？等等。这些情况的存在，是刑事诉讼中“取保候审权利”未得到有效保护的重要表现。因而笔者认为，我国目前的取保候审制度在保护“取保候审权利”方面尚有缺陷，其不能保证公民在刑事诉讼中对该项制度所赋予权利的实现，因而有必要进行更深入地研究。以下笔者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来探讨有关“取保候审权利”的几个问题。
一、取保候审的双重性质
取保候审作为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由司法机关决定适用的一种强制措施，它当然是司法机关的权利之一，但问题在于它是否仅仅是司法机关的权利？之所以考虑这一问题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权利人所能够获得的司法保护，因为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取保候审并不单纯是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采用的强制措施之一，对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在符合法定取保候审条件的情况下它还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诉讼权利。理由有：
（一）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取保候审的申请权。
取保候审的开始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因为司法机关的自主决定，另一种是因为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当事人委托的律师的申请。在第一种情况下，取保候审是司法机关主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的强制措施之一，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司法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符合取保候审的条件时，无需申请就可以视情况自行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包括被羁押的或者未被羁押的状态）适用该项强制措施，而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态度并不能影响该项强制措施的适用，这时司法机关因掌握了是否自行适用取保候审的决定权而享有绝对的权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能被动的接受，在这种情况下取保候审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只是一种必须承担的义务；在第二种情况下，取保候审则是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籍以改变被剥夺人身自由状况的一种合法方式（没有被采取任何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不会主动向司法机关申请取保候审，尽管取保候审只是限制人身自由，但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决不允许主动要求对自己的自由加以限制，因而在这里所谈及的申请取保候审或者获得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只是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根据《刑事诉讼法》第５２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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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在符合法定条件时获得取保候审的权利。
虽然在《刑事诉讼法》中并未明确规定在符合取保候审条件时获得取保候审是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法定权利。但在《刑事诉讼法》兄苯庸娑?丝梢远员活垦旱姆缸锵右扇恕⒈桓嫒耸视萌”：蛏蟮奶跫??永砺凵隙?裕?热还娑ㄊ视萌”：蛏蟮奶跫??敲吹碧岢鋈”：蛏笊昵氲姆缸锵右扇恕⒈桓嫒朔?先”：蛏蟮奶跫?⑶夷芄惶岢霰Ｖと嘶蛘吣芄唤荒杀Ｖそ鹗保??拖碛谢竦萌”：蛏蟮娜ɡ?Ｒ蛭??
首先、《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取保候审的申请权，通常情况下法定申请权的实现表现为以下两种权利的实现，即1、在符合法定条件时获得批准的权利；2、在未获批准时知悉不批准理由并同时获得司法救济的权利。
其次、在《刑事诉讼法》中对每一种强制措施都明确规定了各自的适用条件（尽管为司法机关保留了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特别在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之间，规定了具体的界线，即“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是否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据此，对同一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可能既符合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的适用条件同时又符合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的适用条件；或者说当对一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适用取保候审时，他决不可能同时又符合拘留或逮捕的适用条件。
第三、强制措施的适用是可以随条件的变化而改变的。尽管强制措施同刑罚一样具体表现对人身自由的限制或剥夺，但两者有明显区别，刑罚的依据是具体的犯罪行为——一个不可变因素，犯罪行为一经实施即已固定，就犯罪行为本身而言，它不会因为时间、地点、行为、环境等其他因素而发生变化，相应地对其适用的刑罚也应是特定的；而强制措施的依据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危险状态或对刑事诉讼的阻碍程度，这是一个可变因素，它可能因受到时间、地点、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而在刑事诉讼的不同阶段表现为不同的状态，那么相应地对其适用的强制措施了应当是不特定的、是可以随条件的变化而改变的，这使得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改变被羁押状况成为可能。
这在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最高人民检察《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规则）中有具体体现，《解释》第６８条规定“被羁押的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和律师有权申请取保候审，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并且提出了保证人或者交纳了保证金的，人民法院应当同意”，《规则》第３９条规定“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和委托的律师申请取保候审，经审查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经检察长决定，可以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尽管两者的规定不尽相同——确定程度不同，但不管怎样，《解释》和《规则》还是从司法机关的角度明确了一个适用取保候审的重要原则，即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在符合法定条件时获得取保候审的权利，而且这项权利也是不得以任何非法理由加以限制或剥夺的法定权利。
二、刑事诉讼当事人取保候审权利保护之不足
（一）在取保候审制度中司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不利于保护刑事诉讼当事人取保候审的权利。即对司法机关在审批取保候审申请时所享有的自由裁量权没有规定明确的范围限制——无限制即无制约，而当审批者的权利毫无制约时申请人的权利根本不可能得到有效保护。
在《刑事诉讼法》第５１条、６０条、６５条、７４条明确规定了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同时规定，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很显然，这种表述并非强制性规定，即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司法机关并非必然地对其适用取保候审，《刑事诉讼法》通过这种选择性规定，使司法机关在决定是否取保候审时享有了自由裁量的权利。根据这种自由裁量的权利，司法机关在审查取保候审的申请后能够做出如下两种处理决定，即：１、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司法机关有权决定对其适用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２、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司法机关有权决定对其不适用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但可能出现的问题在于，在什么情况下司法机关可以作出不批准的决定？司法机关在决定不适用取保候审的同时，能否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其他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或者说司法机关是有权决定继续羁押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是只能决定释放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此，《刑事诉讼法》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各司法机关在理解和适用上也并不统一。
首先、人民法院表面上放弃了这一自由裁量的权利，《解释》第68条规定“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并且能够提出保证人或者能够交纳保证金的，人民法院应当同意”，也即，当申请人向人民法院提出取保候审申请，且该申请符合取保候审条件并能够提出保证人或交纳保证金时，人民法院不享有自由裁量的权利，对此人民法院只能作出一种决定——同意取保候审；但同时《解释》第80—81条又规定了人民法院对已经被逮捕的被告人变更强制措施的条件，而该条件与适用取保候审的条件并不完全一致，两种规定间存在明显冲突，即适用取保候审的重要条件“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并不是对已经被逮捕的被告人变更强制措施的条件，这使得对同一情况可能出现不同的处理结果，可见《解释》的规定未能最终解决上述自由裁量权的限制问题。
其次、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保留了自由裁量的权利，但仍未作明确的限制。《规则》第38条规定“经审查具有本规则第37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经检察长决定，可以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其基本沿用了《刑事诉讼法》的表述模式，仍未能解决自由裁量权的范围问题；而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的表述则更为隐晦，《规定》第65条规定“同意取保候审的，依法办理取保候审手续；不同意取保候审的，应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这种规定使得申请人更加难以把握取保候审的条件与同意取保候审之间的关系。这种状况虽然使司法机关的权利得以扩大，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显然是极不公平的。当司法机关不批准取保候审申请并告知申请人“法律并未规定在符合条件时必须适用取保候审，因而我们既有权批准也有权不批准”时，尽管我知道这种理由是错的（如果司法机关享有这样的不加限制的自由裁量权，法律根本就没有必要明确规定申请取保候审的条件和程序），但却仍然无法改变，因为确实缺少明确的条文规定去直接证明它是错的。
（二）因取保候审的重要条件本身不具有客观性，变相地扩大了司法工作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同时也使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的权利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的“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是适用取保候审的重要条件之一，但同时也是最不具有客观性的一个条件。因为法条对“社会危险性”的定义未做明确规定，而且也未规定确认“社会危险性”的客观标准。“社会危险性”在刑事诉讼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因为采取取保候审措施是否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不仅是司法机关决定是否适用取保候审措施的重要依据，同时也是是否适用逮捕措施的重要依据。然而对这样重要的概念，《刑事诉讼法》中却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在过去的刑事诉讼理论研究中对这一概念也没有明确定义。《解释》、《规则》和《规定》继续沿用了“社会危险性”的概念，但对此仍未做解释。这使得对“社会危险性”的解释权基本归于承办案件的司法工作人员，从而变相地扩大了司法工作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实践中司法工作人员可以根据自已办理案件的需要自行决定是否符合“社会危险性”条件，而且无需为此提供理由和证明，因为根本就没有“社会危险性”的明确定义和确认“社会危险性”的客观标准。这种状况的存在，对司法工作人员的工作而言是很方便的，但对于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他们已经基本丧失了在这一条件下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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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社会危险性”的客观标准问题，《解释》中没有谈到；《规则》和《规定》则试图通过规定禁止适用取保候审的主体来解决该问题，《规则》第3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嫌疑人，以及其他犯罪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的犯罪嫌疑人不得取保候审”，《规定》第64条规定“对累犯、犯罪集团的主犯，以自伤、自残办法逃避侦查的嫌疑人，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犯罪、暴力犯罪，以及其他严重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不得取保候审”。但这两项规定却根本不足以解决“社会危险性”的客观标准问题，甚至在某些方面是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取保候审条件相冲突的。
1、《规则》和《规定》的禁止性规定依据的主要是所涉嫌犯罪的性质、情节以及在所涉嫌犯罪中的地位，其反映的主要是所涉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客观行为所表现出的已经对社会造成的实体危害，其不可能完整地说明“社会危险性”的全部内涵。因为：（1）、“社会危害性”同“社会危险性”是不同层面的概念。“社会危害性”是一个实体法概念，任何一个犯罪行为都不可避免的要侵害到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这是社会危害性的根据，它所反映的是已经发生的犯罪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实际影响，无论由谁实施，社会危害性同犯罪行为本身一样都是客观存在的，它应当是对已发生事实的社会评价；而“社会危险性”则是一个程序法概念，同社会危害性不一样，社会危险性反映的不是客观存在，它所反映的是尚未发生的可能，包括危害社会或他人的可能、防碍刑事诉讼程正常进行的可能，就社会危险性本身而言它应当是一种对尚未发生事实的预测；（2）、“社会危害性”同“社会危险性”的载体不同，致使它们之间不具有一致性。社会危害性的载体是犯罪行为，犯罪行为的稳定性导致社会危害性的内容也是不可变的，而社会危险性的载体是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的可变性导致社会危险性的内容是不可能稳定的，因而不能用社会危害
性的大小来推证社会危险性的大小。例如：甲实施了故意杀人罪，该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无疑是非常大的，但行为人甲的社会危险性却不一定大，假设甲在逃离现场时跌断了双龋?蚱渥陨硖跫?谋浠??滓鸦?旧ナ?：ι缁峄蛩?说目赡堋⒎腊?淌滤咚铣陶?＝?械目赡埽?渖缁嵛Ｏ招苑浅Ｐ』蛘呋?久挥小?
2、《规则》和《规定》的禁止性规定同《刑事诉讼法》及其自身规定的取保候审条件存在明显冲突。其规定凡符合该禁止性规定的所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律不适用取保候审，而且无论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患有严重疾病、是否正在怀孕或者哺育自己的婴儿、对其的羁押期限是否超期、对其的量刑幅度可能怎样？这一切都源于在该禁止性规定中片面地理解了取保候审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用“社会危险性”的部分特征全面替代了“社会危险性”的内容，也正是这种禁止性规定的片面化，导致了其同取保候审条件的冲突，《刑事诉讼法》赋予了刑事诉讼当事人取保候审的权利，《规则》和《规定》的禁止性规定却仅从公安、检察机关的角度出发，尽可能的将禁止适用取保候审的范围扩大，尽可能的剥夺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取保候审权利。例如：正在怀孕即将分娩的被羁押犯罪嫌疑人提出取保候审申请，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她肯定能够获得批准而不用考虑其他附加条件；依照《规则》和《规定》的禁止性规定则不可能这样，如果她是累犯或者实施是暴力犯罪，对她就肯定不能适用取保候审。
（三）在取保候审制度中没有为取保候审申请设置相应的法律救济程序，即使申请方对司法机关不同意取保候审的决定持有异议，也无法获得程序救济，从而使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的权利丧失了必要的程序保障。
从法理上讲，既然法律赋予了诉讼主体一定的权利，那么它就应当同时赋予该诉讼主体相应的程序性救济权利，以保障该权利的不受侵犯或最终实现，所谓程序性救济权利是指“对国家追诉机构、裁判机构所作的对其不利的行为、决定或裁判，要求另一机构予以审查并作出改变或撤销的程序性权利”[1]。在我国的取保候审程序中尤其需要这样的程序性救济权利，因为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诉讼当事人的取保候审申请只能向作出羁押决定的司法机关提出（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没有规定由专门法院对取保候审申请进行裁决），而作出羁押决定的通常都是承担侦查、追诉职能的公安、检察机关。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绝对对立面而言，羁押犯嫌疑人、被告人无疑是其减轻工作强度、提高工作效率的最佳途径，除了寄希望于公安、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的个人素质之外，没有什么程序规定能够保证公安、检察机关在审查申请时不受其自身职业需要的影响、公正地对待申请人的申请，更何况，对申请进行审查的实际操作过程，也缺乏有效的制约和最低程度的公开性。[2]然而《刑事诉讼法》在将符合取保候审条件时获得取保候审的权利赋予了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却没有为其设置相应的法律救济程序，当审查取保候审申请的司法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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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完善取保候审制度的几点建议
有的学者在谈到对取保候审制度的完善时，建议对取保候审制度进行根本性的修改，即引进西方国家保释制度的内容以取代我国现行的取保候审制度，将取保候审权利法定化，同时建立起以法院对取保候审申请进行审查并裁决为中心，以申请人对法院的裁决享有单独的诉权为程序救济的全新的取保候审制度，一劳永逸的解决我国刑事诉讼中取保候审权利保护不足的问题。对于此观点，笔者当然赞同，但同时认为此观点太过超前，目前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尚处于新旧理论交替的过渡阶段，取保候审正从一种单纯的强制措施逐步向刑事诉讼当事人的权利过渡，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全盘接受西方的保释制度。上述观点的超前性使得它虽是最佳解决方案，但暂时不能对取保候审制度的改善产生直接的影响，无益于对取保候审权利的现实保护，因而笔者认为应当在维持现行取保候审制度的前提下，针对已暴露的弊端对现行取保候审制度本身进行局部改进。
（一）对司法机关审批取保候审申请的自由裁量权作出明确限制。即将司法机关在审查取保候审的申请后的处理权限制度化、具体化、公开化。
司法机关在对取保候审的申请进行审批时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１、司法机关应当在收到书面取保候审申请后七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书面决定。（在《解释》、《规则》和《规定》中均使用“答复”一词，但“答复”不是刑事诉讼中的法定处理方式，用在取保候审制度中既不严谨，同时也是对公民权利的不尊重）
2、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司法机关有权决定对其适用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
4、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司法机关有权决定对其不适用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但在决定不适用取保候审的同时，不能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其他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而只能决定释放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符合取保候审条件即可排除其同时符合羁押的条件，任何司法机关均无权羁押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诉讼法》的确没有规定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者必须适用取保候审，但其自由裁量的范围只能是取保候审和强度弱于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
5、对不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司法机关有权决定对其不适用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但应当在不批准决定书中说明不批准的具体理由。
（二）明确“社会危险性”的内涵，并提出判断“社会危险性”大小的客观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