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扩大中心镇行政执法权限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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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条件窃取技术资料转让获利是否构成犯罪问题的电话答复
1992年5月19日，最高法院研究室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川法研（1990）34号《关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条件窃取技术资料转让获利是否构成犯罪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同意你院意见，即科技人员参与单位科研项目，在未取得研制单位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以个人设计的名义与其他单位签订技术转让协议，获取转让费的，可以作为民事侵权行为处理。

附：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条件窃取技术资料转让获利是否构成犯罪的请示 川法研〔1990〕34号
最高人民法院：
在司法实践中，时遇这类案件，即有的工程技术人员参与本单位和其他单位联合研制某项新产品，研制成功后，由联合研制单位向国家专利局申报专利，在申报过程中，尚未正式颁发专利证书之前，参与研制并负责保管新产品技术资料的工程技术人员，擅自将属于联合研制单位共同所有的新产品技术图纸，以个人设计的名义转让其他单位（签订了技术转让协议书），并收取数额较大的转让费。此类案件是否构成犯罪，我们在讨论中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未取得研制单位同意，擅自以个人设计的名义与其他单位签订技术转让协议，获取转让费，侵犯了研制单位的所有权，属民事侵权行为，应按《民法通则》、《技术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处理，追缴其非法所得。
第二种意见认为，新产品技术资料属无形财产，具有价值属性，通过转让，已转化为有形财产，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条件，窃取技术图纸转让获利，实质上侵犯了公共财物的所有权，应定贪污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技术资料属无形财产，虽具有价值属性，且通过转让转化为有形财产，但毕竟不同于贪污罪所侵犯的对象，即有形公共财物，故不宜直接定贪污罪，应比照贪污罪的刑法条款类推定侵吞技术成果罪。
我们倾向于第一种意见，当否，请批复。
1990年8月25日


对刑事审判考虑民愤的思考

浙江财经学院法学院 唐勇


内容提要：本文从民愤的界定入手，驳斥将民愤视为刑罚裁量的参考依据，主张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以司法的独立性来反对民愤在审判上的介入。
主题词：民愤 刑罚裁量 司法独立性


民愤是个为人熟知的词，常常可以听到类似于“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说法。而在实际的刑事司法审判中，不少案件也是“迫于民愤”而导致了轻罪重判，那么民愤能否作为刑罚裁量的一个考虑情节是一个重要而实在的研究问题。

一、 民愤的界定
民愤是指“人民大众对反动统治者或有罪恶的人的愤恨”。①其实这个概念只具有政治学范畴上的意义。首先，人民是个抽象的概念，反映的是一个整体，是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及其同盟者和拥护统治的阶层。那么，就一个具体的地区发生的一个具体的刑事案件而言，如何认定“人民大众”知道了案情并愤恨了呢？再者，即使刑法用阶级性的政治定义，即“掌握政权的阶级即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政治上的统治和经济上的利益，根据自己的意志，规定哪些行为是犯罪和应负刑事责任，并给犯罪人以何种刑罚处罚的法律”②，在这个定义下，犯罪行为侵害的是人民大众的利益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在刑事审判的过程中，被告的身份只是犯罪嫌疑人，对一名嫌疑对象产生愤恨是荒谬的，更是违背无罪推定原则的。由此可见，民愤如果指人民的愤恨是不符合法律逻辑的。
假设民愤指直接受害人的个人愤恨，那么这种愤恨就不是义愤而是仇恨，对受害人而言，他们的愤恨情感基于报复的心态。任何人在蒙受巨大的物质和精神损失时，这种以牙还牙的原始复仇心态就会油然而生，这是人的本性。基于这种感情的冲动，他们相要得到的仅仅是一个发泄私愤的对象，也就是说他们关注的是对象的存在性而不是对象的嫌疑性，那么这种愤恨找到的也许并非是罪犯而是作为牺牲品的嫌疑人。其于愤恨的法律理性要求，受害人之私愤也就不是民愤了。
最后，法学范畴上的民愤只能是一群数量有限的自然人产生的公愤。这群自然人中包含受害者，但更多的是以旁听者知情者为主的民众。基于这个相对合理的界定，我们来做进一步的分析。

二、 民愤的渊源及古代作用
民愤是源于古代朴素的“天理”、“天道”思想。《诗经》中有“天生万民，有物有则。民之秉性，好是仁德”。③意思是说天生万众，万物皆有其法则，人的秉性常情都是爱好德行的。在这种意义上，“法体现着天理，它来自天理或天道”④犯罪就是“伤天害理”，是“天理难容”的，民众基于对天理的尊重和对法律的捍卫，于是对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罪犯就产生了义愤。
民愤在古代确实发挥过一定的作用。由于当时的法官同时是地方行政长官，它在依据国家律例审判时，又非常重视道德正义感。“仁爱者热衷于帮助他人，正义者则侧重于不损人利己。”⑤因而在审理过程中，刻意追求民意重视民愤，所谓还百姓一个公道。这种天理民愤的道义观对稳定封建次序，维护社会平衡发挥过积极作用。

三、 民愤对司法独立的负面作用
古代断狱尊重民愤，有着历史背景原因：其一，当时的法律体系不很完善，案情复杂性往往会超出法律设定范围；其二，县令是从书生中培养而来，并未接受过专门的司法培训；其三，县令的双重身份决定判案的最终目的是百姓的安定，即民愤的平熄。
而现代的司法活动强调其独立性，“司法独立的核心是裁判者在进行司法裁判的过程中，只能服从法律的要求及良心的命令，而不受任何来自法院内部或者外部的影响、干预或控制。”⑥具体说来，法官在审判活动中特别是在刑罚过程中，只能依据法律和自由的证。英美法系的法官在审判前是不能与控辩双方接触的，这就严格保证了司法的独立性。
与此同时，罪刑法定和罪责刑相适应是刑法中的重要原则。“只有法律才能未犯罪规定刑罚……超越法律限度的刑罚就不再是一种正义的刑罚。”⑦孟德斯鸠指出“惩罚应有程序之分，按罪大小，定惩罚轻重。”⑧法官是受过严格培训的专职人员，深知法理和程序，并能在此基础上运用法条来审理案件。而一般的民众，只能用普通的道德价值评判标准来认识、判断是非；而且，一群数目可计的民众是极易被鼓动和误导的。这种可能被误导的偏见显然不能作为量刑依据。
另外，在这群民众中还有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大众传媒。记者在对案情背景进行报导时，往往流露出个人的主观情感，这种情感在刑事案件上往往表现为义愤。虽然记者出于内心正义感和社会责任心。但同时带动着民众的共鸣，这种共鸣往往“污染”法官的判断。先入为主的情形在司法独立程序上也是非正义的。其本质是记者指挥司法，民愤影响公正。

四、 结记
刑罚裁量是刑事审判的重要环节，直接影响道当事人的自身利益。基于审判活动的专业性和独立性，所以不允许有任何外界影响作用于其中，那么民愤也就不可以成为刑罚裁量的考虑情节了。
民愤只能是媒体的报道，市民的谈资，绝不允许出现于判决书中。我们的司法工作者也要努力使自己不受民愤干扰，依法审判。





①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② 《刑法学》，第3页，高铭暄、马克昌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③ 《诗经·大雅·?A民》
④ 《情理法与中国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探微》，第17页，范忠信、郑定、詹学农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一版
⑤ 《正义的两面》，第19页，慈继伟著，三联书店第一版
⑥ 《看得见的正义》，第129页，陈瑞华著，中国法制出版社第一版
⑦ 《论犯罪与刑罚》，第11页，[意]贝卡里亚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⑧ 《波斯人信札》，第141页，[法]孟德斯鸠著，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