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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南京市人大常委会


南京市志愿服务条例


（2005年5月19日南京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制定
2005年5月26日江苏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志愿服务活动，保障志愿者、志愿者组织和志愿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促进志愿服务事业发展，推动和谐社会建设，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志愿者、志愿者组织、志愿服务对象及志愿服务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的志愿服务是指不以获得报酬为目的，利用自身的时间、技能等资源自愿帮助他人和服务社会的行为。
第四条 志愿服务应当遵循自愿、无偿、诚信、平等的原则。
第五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提倡和支持志愿服务活动，将志愿服务纳入社会发展规划，为志愿服务活动提供必要的保障。
第六条 市和区（县）志愿者协会负责组织、指导、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志愿服务活动。


第二章 志愿者

第七条 本条例所称的志愿者是指为社会和他人提供志愿服务的个人。
未成年人经监护人同意，在成年人的指导下可以参加与其年龄、身心状况相适宜的志愿服务活动。
第八条 志愿者享有下列权利：
（一）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二）参加与志愿服务有关的培训；
（三）对志愿者组织的工作提出建议、批评并进行监督；
（四）请求志愿者组织帮助解决在志愿服务中遇到的困难；
（五）其他应当享有的权利。
第九条 志愿者履行下列义务：
（一）维护志愿者及志愿者组织的形象和声誉；
（二）履行志愿服务承诺；
（三）尊重志愿服务对象的意愿，不得损害志愿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
（四）不得向志愿服务对象收取或者变相收取报酬；
（五）不得以志愿者身份从事营利性活动；
（六）其他应当履行的义务。


第三章 志愿者组织

第十条 本条例所称的志愿者组织是指市、区（县）志愿者协会及其分支（代表）机构，以及志愿者协会的基层志愿服务组织。
志愿者协会可以在街道（镇）、社区（村）设立相应的志愿服务中心（队、站）等基层志愿服务组织。
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可以申请成为志愿者协会的单位会员。
第十一条 志愿者协会的设立、变更和注销应当依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办理。
志愿者协会应当依法开展活动，接受民政部门的监督管理和社会的监督。
第十二条 志愿者协会的职责：
（一）负责志愿者招募、培训、考核、表彰等管理工作；
（二）制定志愿服务计划，组织志愿服务活动；
（三）指导单位和个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四）维护志愿者合法权益，为志愿者提供必要的帮助；
（五）接受、使用和管理志愿服务的资金、物资；
（六）开展志愿服务的宣传与交流活动；
（七）履行志愿者协会章程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十三条 志愿者协会的分支（代表）机构和基层志愿服务组织，应当按照志愿者协会章程的规定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第十四条 志愿者组织应当建立志愿者注册制度，鼓励志愿者注册。
志愿者组织应当向注册志愿者颁发志愿服务证、志愿服务记录册和志愿服务标志，其具体式样和管理办法由市志愿者协会统一规定。

第四章 志愿服务

第十五条 志愿服务主要包括帮残助弱、扶贫济困、支教助学、环境资源保护、抢险救灾、救死扶伤、治安防范、法律援助、社区服务和大型社会活动的服务。
志愿服务的主要对象是残疾人、老人、优抚对象、突发灾害事件的受难者及其他有困难需要帮助的单位和个人。
第十六条 志愿者组织应当积极开展志愿服务活动；鼓励其他组织和个人开展力所能及的志愿服务活动。
第十七条 需要志愿服务的单位和个人可以向志愿者组织提出申请，如实说明情况。志愿者组织应当对申请进行核实，及时给予答复；对不能提供志愿服务的，应当说明原因。
第十八条 志愿者、志愿者组织与志愿服务对象之间是自愿、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服务与被服务关系。
第十九条 志愿者组织和志愿服务对象应当根据实际情况，为志愿者提供与志愿服务相应的支持和保障。
志愿者、志愿者组织与志愿服务对象之间，可以根据需要订立志愿服务协议。
第二十条 注册志愿者或者经志愿者组织安排的志愿者在从事志愿服务活动时，应当佩戴志愿服务标志。
第二十一条 为倡导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设立每年3月5日为南京市志愿者日。

第五章 支持和保障

第二十二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鼓励和支持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维护志愿者和志愿者组织的合法权益。
国家机关应当鼓励和支持公务员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第二十三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为志愿服务活动提供必要经费支持。
鼓励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志愿者组织和志愿服务活动进行捐赠。捐赠人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享受相关优惠。
第二十四条 志愿服务经费的使用和管理应当接受政府有关部门、捐赠人和志愿者的监督。志愿服务经费的使用有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的方式使用。
第二十五条 学校、家庭和社会应当将培养青少年志愿服务意识纳入公民道德教育的范围。
第二十六条 新闻媒体应当开展志愿服务的公益性宣传。
第二十七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表现突出的志愿者、志愿者组织及支持、帮助志愿服务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 志愿者在志愿者组织安排的志愿服务过程中对志愿服务对象造成损害的，由志愿者组织依法承担责任；志愿者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志愿者组织承担责任后可以依法向志愿者追偿。
第二十九条 志愿服务对象在接受志愿服务过程中，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对志愿者、志愿者组织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
第三十条 侵占、挪用或者截留志愿服务经费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利用或者变相利用志愿者、志愿者组织名义、标志进行商业性或者非法活动的，可以由志愿者协会予以劝阻或者依据协会章程处理；工商、公安等有关部门应当制止，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自2005年7月1日起施行。


运送正义的方式

贺卫方


在一个中国法制建设的观察者看来，全社会对司法制度以及司法改革的热切关注和企盼可以说是过去数年间的一个显著现象。法律与政治界自不必说，一般大众传媒更如同约好了似的，对于法院、检察院以及公安系统在司法和执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负面现象连篇累牍地加以报道。仅以１９９８年间涉及法院者为例，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对广西博白县法院的那位刑庭庭长枉法裁判的报道令世人震惊；“腐败阴影笼罩神圣法律”——《工人日报》头版头条揭露法院腐败的报道光是标题就让人过目不忘；广西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潘宜乐这样的重量级法官因收受贿赂而被判刑，令人深感司法腐败的严重和抑制这种腐败的艰巨。还有，喝醉了酒的法官把小学生扔进水库淹死，作为赃物的手提电话被法官拿去自用，身为法院院长，居然将案件卷宗盗出来，以便让被告人串供……

　　这些事例自然让我们感到触目惊心。不过，光是震惊或痛心还远远不够，我们应当思考，为什么中国的司法界会沾染如此大规模的“司法病毒”？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治理这样的腐败现象？建立怎样的制度去预防它们的发生？在依法治国成了一个具有意识形态正当性的口号的今天，这实在是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

　　我们看到，出主意、开药方的人是很多的。例如，位居庙堂之上者，多喜谈道德教化，将教育整顿或曰精神文明建设作为解决问题的不二法门。于是，司法界近年来开始了规模浩大的教育整顿。只是规模虽大，效果会怎样，却仍是疑问——毕竟这类的教育整顿已经搞过不知多少次了，这次所采取的种种措施似乎也看不出有多少新意，除了不识相的“顶风作案”者被抓个把出来“以儆效尤”外，风头一过，一切如旧，是可以预料的。

　　强化监督？是的，在当今这个社会，监督好象已经有了不证自明的正当性。所以，检察院的法律监督，人民代表大会的最高权力监督，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各种各样的监督者纷至沓来。问题在于，要使这种外部的监督真正有效殊非易事，况且每一种监督的权力都需要有具体的人去行使，怎样保证监督者不腐败又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难题。脏水能洗净衣服么？

　　另外，还有一些更激烈的主张。有人认为，在中国，要建构良好的司法制度，前提条件是政治的民主化。在这些人看来，在今天的中国，推动司法改革的时机并不成熟，或者说，改革的顺序有些问题。合理的顺序应当是先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然后再进行司法制度改革。否则，费尽移山心力，到头来，恐怕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更极端者，甚至认为那些对司法进行技术层面研究的人属于“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之类。持这种观点的人们没有看到，司法改革正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而且是对国家政治发展具有深刻和深远影响的那一部分。从前那些革命的倡导者们经常忽略了制度的演进也是知识积累的过程，因而急于求成，以为在高层次上疾风暴雨式的变革就能够带来整个社会的脱胎换骨。殊不知这样急功近利的思想带来的只是表面的变化；皇帝可以废黜，但皇权意识仍然可能主导政治生活。议会容易建立，但议会政治的精神却难以深入人心，到头来一切不过是“海棠依旧”。所谓高层次最终必将沦落为浅层次。

　　我们半个世纪以来司法制度的演进历程不正是充满了这类困难么？在近年来研究中国司法制度的过程中，我很关注并且注意收集官方的和民间的种种议论。一个强烈的感觉是，这些议论对于司法制度的目标——正义、效率等等——有很深切的关注，然而，以怎样的方式才能够更好地实现这样的目标却相对重视不够。甚至可以说，我们对于究竟是哪些因素使得一个法院成其为法院，是哪些因素使得一个法官成其为法官，都极少清楚地认识。于是，我们在法官选任的标准、司法权行使的方式、法院的内部管理模式、上下级法院的关系以及司法官员独特的伦理准则等方面都缺乏深长的思考，司法与行政等机构浑然不分，乃至以改革之名所推行的种种措施之间相互打架的状况乃是必然的。

　　这个集子收集了我近年来发表的有关司法改革的一些短篇文章、演讲以及访谈等，名字取自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第一位首席大法官杰伊（Ｊｏｈｎ Ｊａｙ? １７８９－１７９５年在位）的一段话：“过去的历史表明，将正义运送到每个人的家门口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如何以一种有益的方式做到这一点，就远不是那么清楚的了。”这些文章的主旨就是探索在中国的环境里，怎样的制度安排是运送正义的有益方式。自己是学外国法制史出身的，又长期从事比较法学研究，不免在一些思考方面受到西方相关制度与理念的启发。在强调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的人士看来，或难免乐观的普适主义者之讥。不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中国社会的问题，绝不意味着解决中国问题只能从地方资源中寻找答案；有时合理的方案偏偏不是“土特产”。面对中国法律秩序建构过程中的种种困难，也许我们不该太心急，毕竟西法东渐的时间尚短，混乱、冲突、规则实施中的凿枘不投，都是难以避免的，是制度转型过程中的必要代价。

　　《西游记》第五十九回：唐三藏一行遇火焰山而无法行进，孙行者借来假芭蕉扇，欲灭火而火愈烈。沙僧道：“似这般火盛，无路通西，怎生是好？”

　　八戒道：“只拣无火处走便罢。”

　　三藏道：“那方无火？”

　　八戒道：“东方、南方、北方俱无火。”

　　又问：“那方有经？”

　　八戒道：“西方有经。”

　　三藏道：“我只欲往有经处去哩！”

　　沙僧道：“有经处有火，无火处无经，诚是进退两难！”

　　在司法制度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也会面临类似的进退两难的境况。要取得建设法治的“真经”，我们且不可“只拣无火处走”。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这是作者为其即将出版的文集《运送正义的方式》写的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