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案件变化浅析/闵涛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3 17:48:09 浏览:8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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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案件变化浅析
闵涛
近几年，离婚案件有升有降，并且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特点，在对近三年的离婚案件进行的分析中，发现目前形成离婚的主要原因以下几种：
一、盲目、草率。这主要是婚前缺乏了解，在恋爱时被对方的优点或花言巧语迷惑，没有发现其缺点或不足之处，盲目地认为找到了很好的归宿，草率结婚。这样的婚姻主要表现为感情基础薄弱，婚后面临生活时，能很好地郊游，引起争吵，最终造成感情彻底破裂走上法庭。
二、过于浪漫。在许多离婚诉讼中，双方当事人都承认恋爱时感情较好，充满了浪漫气氛，对未来有着美好的憧憬。那里恋爱的双方有意掩饰自己，给对方留下一种神秘感，这样彼此最容易被对方吸引，于是山盟海誓，但当他们走进婚姻的殿堂后，所有的浪漫被现实，所有的神秘已不在，彼此的一切都暴露在对方面前，有的只是平凡的生活，这时，特别是已结婚几年的夫妻，在生活的琐事中，在出现的各种生活上的矛盾中，不会寻找婚姻的粘合剂，而是逃避生活，促使夫妻间的感情淡化，两个人的关系越走越远，或是移情他人，或是寻找新的“浪漫”，而这些情况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夫妻离异。
三、喜新厌旧。随着物质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人民的眼光变得高了，特别是当手里有了钱，便开始瞧不起自己的结发之夫，糟糠之妻，于是社会上便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陈世美”。他们象追花的蝴蝶一样，抛弃家庭。另寻欢乐，经常出入舞厅等各种娱乐场所，这便给第三者造成可称之机，而造成夫妻感情的破裂。
四、志趣爱好各惜。夫妻双方在工作、事业、理想、追求上各不相同，加之兴趣，爱好有差异，这也是导致离婚的重要因素。这其中，有些是一方在事业上有追求，为事业而忽略了家庭，另一方面不理解，不支持，为家庭琐事争吵不休；有些是因双方各有各的事业，思想观念不一致，而争论不休，互不相让，最后升级为争吵，破坏了夫妻间的感情；有些是因为性格，兴趣完全不同，没有共同语言，达不到夫妻间应有的感情交流。
五、唯利视图。即男女中的一方把婚姻视为跳板，为的是贪图对方的钱财、地位，全然不顾首先与人格，为达到结婚的目的而不择手段，一旦结婚，便努力为自己敛财，争取社会地位，而当目的或有了更好的目标，便一脚将对方踢开与其离婚。另外，也有的人因对方家庭条件好，因自己家境贫寒或身份有小的缺陷，希望对方能长期供养自己，而委曲求全，这种情况大多是家庭较好的一方往往自身条件要差一些，而家境贫寒的一方则是自身的条件做起，特别是容貌较好，对此做为资本与对方成婚，而成婚后如不随己愿，便提出离婚。
六、丈夫虐待。虽然我们处于和谐社会中，特别是农村很多做丈夫的头脑中人有存在较严重的封建夫权思想，他们视妻子为奴仆，妻有不对，轻则骂之，重则鞭笞，或在外有不顺心的事，回家将妻子做为出气筒，或酒后震怒起酒风拿妻子做发泄的工具，这些做大夫的暴行严重地侵犯了妇女的合法权益，这种情况农村居多，而这些家庭妇女在普法宣传深入的今天，了纷纷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向法院提起诉讼，解除痛苦的婚姻关系。
除以上这几种形成离婚的原因，另外有一些是因为一方犯罪判处有期徒刑，或者错误不能得到对方原谅，而造成离婚；再有是夫妻一方或双方在生理上有疾病，而婚前并未进行检查，婚后才发现，造成夫妻双方不能进行正常的夫妻生活或不能生育，或一方有不能结婚的疾病如精神病等，因而离婚。
闵涛
近几年，离婚案件有升有降，并且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特点，在对近三年的离婚案件进行的分析中，发现目前形成离婚的主要原因以下几种：
一、盲目、草率。这主要是婚前缺乏了解，在恋爱时被对方的优点或花言巧语迷惑，没有发现其缺点或不足之处，盲目地认为找到了很好的归宿，草率结婚。这样的婚姻主要表现为感情基础薄弱，婚后面临生活时，能很好地郊游，引起争吵，最终造成感情彻底破裂走上法庭。
二、过于浪漫。在许多离婚诉讼中，双方当事人都承认恋爱时感情较好，充满了浪漫气氛，对未来有着美好的憧憬。那里恋爱的双方有意掩饰自己，给对方留下一种神秘感，这样彼此最容易被对方吸引，于是山盟海誓，但当他们走进婚姻的殿堂后，所有的浪漫被现实，所有的神秘已不在，彼此的一切都暴露在对方面前，有的只是平凡的生活，这时，特别是已结婚几年的夫妻，在生活的琐事中，在出现的各种生活上的矛盾中，不会寻找婚姻的粘合剂，而是逃避生活，促使夫妻间的感情淡化，两个人的关系越走越远，或是移情他人，或是寻找新的“浪漫”，而这些情况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夫妻离异。
三、喜新厌旧。随着物质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人民的眼光变得高了，特别是当手里有了钱，便开始瞧不起自己的结发之夫，糟糠之妻，于是社会上便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陈世美”。他们象追花的蝴蝶一样，抛弃家庭。另寻欢乐，经常出入舞厅等各种娱乐场所，这便给第三者造成可称之机，而造成夫妻感情的破裂。
四、志趣爱好各惜。夫妻双方在工作、事业、理想、追求上各不相同，加之兴趣，爱好有差异，这也是导致离婚的重要因素。这其中，有些是一方在事业上有追求，为事业而忽略了家庭，另一方面不理解，不支持，为家庭琐事争吵不休；有些是因双方各有各的事业，思想观念不一致，而争论不休，互不相让，最后升级为争吵，破坏了夫妻间的感情；有些是因为性格，兴趣完全不同，没有共同语言，达不到夫妻间应有的感情交流。
五、唯利视图。即男女中的一方把婚姻视为跳板，为的是贪图对方的钱财、地位，全然不顾首先与人格，为达到结婚的目的而不择手段，一旦结婚，便努力为自己敛财，争取社会地位，而当目的或有了更好的目标，便一脚将对方踢开与其离婚。另外，也有的人因对方家庭条件好，因自己家境贫寒或身份有小的缺陷，希望对方能长期供养自己，而委曲求全，这种情况大多是家庭较好的一方往往自身条件要差一些，而家境贫寒的一方则是自身的条件做起，特别是容貌较好，对此做为资本与对方成婚，而成婚后如不随己愿，便提出离婚。
六、丈夫虐待。虽然我们处于和谐社会中，特别是农村很多做丈夫的头脑中人有存在较严重的封建夫权思想，他们视妻子为奴仆，妻有不对，轻则骂之，重则鞭笞，或在外有不顺心的事，回家将妻子做为出气筒，或酒后震怒起酒风拿妻子做发泄的工具，这些做大夫的暴行严重地侵犯了妇女的合法权益，这种情况农村居多，而这些家庭妇女在普法宣传深入的今天，了纷纷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向法院提起诉讼，解除痛苦的婚姻关系。
除以上这几种形成离婚的原因，另外有一些是因为一方犯罪判处有期徒刑，或者错误不能得到对方原谅，而造成离婚；再有是夫妻一方或双方在生理上有疾病，而婚前并未进行检查，婚后才发现，造成夫妻双方不能进行正常的夫妻生活或不能生育，或一方有不能结婚的疾病如精神病等，因而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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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权利问题的访谈——访全国著名人权专家徐显明
张 晶
2003年9月10日——12日，全国监狱人权保障理论研讨会在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全国著名人权专家、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参加了这次大会。在会下，笔者有幸两次与徐显明教授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交谈。深感收益匪浅。现整理如下，以享读者。
☆张晶（以下简称☆）：欢迎徐校长在百忙中抽时间参加这次有关罪犯人权方面的理论研讨会。我知道您很早就进行了人权理论方面的系统研究，您的人权理论倍受关注。我也读过您在山东大学任职期间编写的有关“法理文库”中的不少专著，以及由您主编的《人权研究》刊物，尤其是前些日子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对您的采访。您是人权方面的权威，有您的参加，这次会议一定会开得非常成功。
★徐显明校长（以下简称★）：过奖了。我的确在人权的系统研究方面起步较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写的《论权利》的其中许多观点，现在还在被广泛引用。权利是法治的核心理念。我们倡导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共产党人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其基本点在于保障人权，在此基础上，还要发展人权，使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自由与幸福得到全面的发展。
☆：人权问题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特别是罪犯的权利、或者说是人权，受到广泛的社会关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罪犯的人权状况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文明的标尺。请问徐校长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你说的有道理。的确是这样，罪犯人权是一个特殊的领域。我们国家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发表了《中国改造罪犯的状况》白皮书。对罪犯的人权进行了全面、具体的概括，向国际社会展示了社会主义中国的人权状况。这是非常必要的。
罪犯是公民，他们在监狱服刑，他们的权利受到限制。这是社会正义的体现。同时，他们的权利也受到了特别的保护。考察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人权保障的状况，人们不是去看高层人士的人权如何，而是恰恰相反，人们要去考察处在社会底层的人士、弱势群体的人权保障程度。社会底层、社会弱势的人权得到保障了，整个社会的人权水平就提高了。罪犯正是处在社会特殊状态中的人，是弱者，需要受到特别的关照。
对一个社会来说，每一个人的人权都需要保护，社会为什么要特别保护妇女、儿童，为什么要保护残疾人，就是这个道理。正的因为如此，联合国才制定了《囚犯待遇最低限度规则》。
☆ 徐校长，我们对罪犯人权的认识到目前为止，还不
是很统一的，在广大基层监狱警察中，不少人还难以理解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保障罪犯的人权？他们认为，监狱警察的人权还没有保障呢，我们又如何保障罪犯的人权？我认为，这样的认识是偏颇的，我感觉这于长期以来的我们强调监狱是国家的专政工具，与我们对法的本质的理解有密切关系。如，我们对法的本质的理解实际是马克思针对英国资产阶级法所写的的一段话。我们具体表述为：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而这种意志是由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我以为我们的这种理解扩大了马克思的原意，因而是不准确的，有片面性。
★：这是马克思写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原话是这么说的“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马克思的这句话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说是，是针对资产阶级的，我们在理解这句话时，必须注意到特定的语境下的具体条件。如果我们将其无限放大，放到任何社会形态去理解，那就缺乏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的科学化，甚至是曲解了。问题就在于，我们的这种理解是普遍的，是长期以来支配我们思考和研究法律的核心思想。这表现在监狱工作实际中，就表征为监狱是专政工具。大家认为，对人民讲民主，对敌人讲专政，因而，在监狱服刑的罪犯就成为了专政对象。对专政对象，当然就不能讲人权。（张晶：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这是长期以来，制约我们思想的精神枷锁。人民的概念与敌人的概念是政治上的判断，而非法律上的判断。法律上，在理解“人”的时候，首先要承认所有的人都是法律关系的主体。在主体问题上，必须承认“普遍性”原则，即权利的主体是普遍的，亦即人权的主体是普遍的，不管是“敌人”，还是“人民”，只要他是人，他就享有人权。显然，对罪犯也要讲人权。这是建立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这次研讨会，我注意到，我们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还是倾向于探讨罪犯人权的受限制性，以区别于普通人的人权。我理解，这反映了实际部门的同志其深层次、或潜意识的表现出的对罪犯人权的一种不情愿，意思是说，罪犯的人权与普通人是不同的，不要老是强调罪犯的人权。言下之意是罪犯的人权是受到方方面面制约的人权。
★：对这个问题要全面、具体的分析。我不否认，有这种因素，但罪犯的人权的确不同于普通人。不同在于，他们是在服刑的前提下的人权。在人权理论上，这类人权被称为“特殊公权力的人权”，这类人权的主体如军人、外交官、受刑人等，他们的共同的特征是处在一种特别强制的法律关系中。
我们习惯于称呼的罪犯，这本身就是带有歧视的意思，有人格差别的成分。在欧美国家，对罪犯一般称呼为服刑人员；在日本、德国，他们被称为“受刑人”。这个概念表达的是一种状态，不带任何歧视性。
☆：在香港，称呼罪犯为在囚人士。
罪犯的人权，有赖于监狱、监狱警察的积极的作为才能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罪犯的权利是特别的人权。但这不是罪犯人权的“限制性”。限制性，更多理解为人权的消极意义的特点，如罪犯的人权是受到限制的人权。
★：是这样。
☆：在人权的意义上，罪犯的权利是多方面的。监狱警察习以为常的教育罪犯认罪服法问题，其实从权利的意义上说，是需要再探讨的。监狱有什么权力让罪犯认罪服法？监狱警察你如何知道罪犯有没有罪？因为所谓罪犯的罪，是由法院认定和判决的。对判决的态度，是受刑人意志自由的部分。强迫认罪，一旦判决是错的，这个强迫本身该如何认定呢？在受刑人的特有权利中，拒绝认罪应是一种权利。无这种权利，其控告、申诉及请求司法公正的权利又以什么为依据呢？
★：罪犯有不认罪的权利。监狱时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这里，罪犯认罪了，并且表现很好，突然，法院一纸裁定，改判为较轻的刑罚了。这就是法律上的笑话了。有错必纠是对的。但这和罪犯认罪服法不认罪服法是两回事。监狱警察，仅凭法院的判决书，很难认定罪犯是否有罪。有些案子是非常复杂的。在监狱，罪犯屈服于压力和自己的现实需要，表面上认罪服法了，其实内心深处并不服气，这样的认罪服法不过是自欺欺人，做给监狱警察看罢了。
☆：认罪服法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对罪犯还是有实际意义的：法律规定，认罪服法是罪犯减刑、假释的第一个条件。我们的理论一直认为，认罪服法是接受改造的前提和基础；我们的逻辑是，不认罪服法，何来改造？不改造，何来减刑？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正在努力改变监狱警察的僵化观念，确立罪犯是公民的现代理念，尊重罪犯的人权。使广大监狱警察明白，罪犯是公民，罪犯的人权，是和公民一样的神圣；形式一样的必需；救济一样的重要。
★：我注意到了你们的《江苏警视》杂志。上面有一页“论权利”的文字（张晶：其中，有您的一段，是《学习时报》上刊登的）。我也注意到了江苏介绍的经验。在法治的语境里去保障罪犯的人权，起点是高的。不过，要转变人们几千年来积淀的对人权的偏见是困难的。这次会议上，还有的同志把敌人和人民的概念拿出来去套服刑人员，说服刑人员中，有敌人，也有人民。这种表述没有意义。
☆：敌人、人民是政治概念；罪犯、守法公民是法律概念，二者是搅不到一起去的。
★ ：这些概念，很早就解决了。我们讲人权，首先
搞清楚人权的主体。不要老是批判抽象的人权；也不要只讲“类”人权。服刑人员，作为一类是有区别于其他“类”的人权，但是，服刑人员作为个体也是有人权的。不然，仅仅是作为“类”，仍然是抽象的，也是不合逻辑的。不要搞的连我们自己也都绕不清楚了。服刑人员的人权，我们在法律的范围内讨论，不要政治化，不要争论是敌人的人权，还是人民的人权。我们正在由政治社会走向公民社会，这是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必然趋势。服刑人员的人权也必定得到更快、更高的发展，这是我们所期待的，也是阻挡不了的。
《学习时报》的记者采访我时，我曾经说过，保障公民权利是依法治国的本质。执政为民，为民之何？我的判断就是为了人民（公民）的权利。人民的根本利益，要靠法律上的权利来实现。要以公民权利为中心重新构筑国家制度，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基础来建立法律制度，体现绝大多数人的意志的政治，也就是我们讲的民主政治。
我的意思是说，保障罪犯的人权，我们重要的是在思想观念上，或者说在理念上搞清楚人权所蕴涵的价值，这样，无论是保障公民的人权，还是保障罪犯——服刑人员的人权，我们都不会发生偏差，都会成为我们的自觉行动。
☆：您的见解很重要，对我们监狱机关的实际工作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和指导作用。谢谢您的指教。
从少年法庭到少年法院
——对我国目前创设少年法院的几点思考
● 姚建龙*
内容摘要 从根本上说，少年法庭向少年法院的发展过渡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目前，我国创设少年法院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第一个少年法院在中国的出现已经为时不远。
关键词 少年法庭 少年法院 少年司法制度
第一个少年法庭的诞生
美国伊利洛斯州在世界上享有盛誉，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该州在1899年制定了世界上第一个《少年法庭法》，同时在芝加哥市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少年法庭，开创了世界少年司法制度的先河。《少年法庭法》集少年刑事诉讼、违法少年的教育改造和特殊保护于一身，它以独特的视角、针对性的做法和良好的实践效果引起司法界的重视、社会公众的认可和欢迎，因此很快在美国本土推广并进一步波及欧亚大陆、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在我国的数千家基层法院中也许还没有哪一家会象上海长宁区法院那样在国内外广为人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该法院在1984年率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专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少年法庭（当时只是“少年刑事案件合议庭”，1988年才开始独立建制）。少年法庭建立后很快在未成年人保护和治理青少年犯罪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效果，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关注和指导下，长宁区的成功经验很被广泛推广，很多省、市、自治区的法院纷纷响应，仅仅两年，少年法庭就发展到100多个。到1990年底，全国的少年法庭已经达到2400余个。截止1998年底，全国共有3694个少年法庭。有必要指出的一点是，我国目前的少年法庭还只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庭，其受案范围仅仅限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这是与国外的少年法庭、少年法院有重大区别的。不过，无论是芝加哥少年法庭还是长宁区少年法庭，都是以青少年犯罪的增多和危害日益严重为背景的。
从1984年至今，我国的少年法庭已经走过了17年的历程，它在未成年人保护和治理青少年犯罪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但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正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田幸所言：“少年司法机构就象一个总也长不大的孩子，法律上没有地位，职能上难以健全，甚至其存在都受到了威胁，十多年来少年法庭走过的道路，经历了一个由热到冷、由蓬勃发展到徘徊观望的过程。”①今后，少年法庭向何处去？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应该怎样发展？这是专家、学者和实际部门的同志所共同思索的问题。
创设少年法院的必要性
一、少年司法制度改革和发展的需要
一般认为，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是从1984年上海市长宁区法院建立第一个少年法庭开始形成的，迄今已有17年的历史。如果说在少年法庭草创之初的主要争议是要不要少年司法制度的话，那么今天的主要争议则是一个建设什么样的少年司法制度的问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的少年司法制度一般都有几十年、上百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都具有下列共同特征：其一，设置具有特别性的少年法院，审理有关未成年人的案件；其二，设立专门的少年法官，负责少年案件的审理；其三，少年法院的管辖范围相当广泛，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它不仅以犯罪少年为管辖对象，而且凡属“需要监督的少年”、“需要照管保护的少年”均属于少年法院管辖的对象。设置综合性的少年法院是世界各国少年司法制度中所采用的普遍形式。例如，美国在1899年设立第一个少年法庭后，到1925年除了两个洲外所有各洲都成立了少年法院。今天，美国的50个洲和哥伦比亚特区都颁布了少年法院组织法。在德国，1908年在科隆建立了第一个少年法院，接着法兰克福也建立了少年法院。日本在1948年公布的少年法规定设立家庭裁判所，将其作为下级法院的一种。家庭裁判所是同地方法院平行的、独立的第一审法院，不服家庭裁判所的裁判可以向高等裁判所上诉。
少年法庭的存在和发展需要与之配套的法律和少年侦察、少年检察、少年矫治、少年法律援助等机构，除少数地方外，从总体上说，这些都还是缺乏的。创设少年法院可以促使这些法律和机构的出台和设立，形成公、检、法、司配套的工作机制，理顺人民法院与未成年人社会保护组织之间的关系，完善矫治、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社会帮教综合治理网络，是少年司法制度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少年法庭在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也需要对以少年法庭为主体的少年司法制度进行改革。中国青少年犯罪学会第二会长、著名青少年犯罪专家徐建教授这样评价少年法院的创设：它是我国少年司法制度走向健全法制化的关键一步，是一种对新的法律框架的追求和对成人司法模式的突破，是在原由框架基础上的重要飞跃，是少年司法制度发展中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建立少年法院在实践上能为科学解决目前少年司法实践中产生的矛盾创造根本条件，提供情况、数据、经验，也是从立法上、理论上有效加快少年司法制度的法制化、科学化的重要时间步骤。②
二、仍然十分严重的少年犯罪是建立少年法院的内在驱动力
少年犯罪是少年司法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内在驱动力。③世界各国少年司法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无不与少年犯罪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无不以严重的少年犯罪为背景，当然我国也不例外。建国初期，少年犯罪并不严重，因此当时并无建立少年司法体制的必要。文革结束后，新一轮犯罪高峰肆虐我国，其中尤以少年犯罪的激增最为突出。在20世纪50、60年代，青少年犯罪仅占整个犯罪总数的20%至30%左右，而据1985年统计资料已经超过60%，一些大中城市更达到70%。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少年法庭建立为标志的少年司法制度应运而生。十七年的实践证明：少年法庭在治理青少年犯罪中的贡献是巨大而不可抹杀的。但是，我国当前少年犯罪还相当严重。据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辑的《司法统计历史资料汇编》提供的数据，连续20年来少年犯罪在刑事案件总数中的比例一直在10%左右徘徊。目前的少年犯罪还出现了暴力化、成人化、低龄化、智能化、团伙化等特征，社会危害性十分严重。
少年犯罪在发展变化，少年司法制度也应随之发展变化。仍然十分严重的少年犯罪对少年司法制度的专业性、科学性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少年法庭发展到少年法院势在必行。
三、少年法庭已经不能适应对未成年人全面保护的需要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传统儒家文化大力提倡“幼吾幼以其人之幼”。可以说保护未成年人与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都息息相关。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21世纪将是独生子女的世纪，这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范围、力度、水平都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今天，一个未成年人出了问题，可能就意味着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的灾难。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是一个社会各界所密切关注的问题。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集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于一体的未成年人综合保护网络。这一综合保护网络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司法保护乏力，而司法保护又是综合保护网络中的最后保障线，其他保护方式有赖于司法保护为后盾。这不仅体现为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立法的滞后、缺乏强制执行力度上，也突出的体现在少年司法制度的不健全、少年法庭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上。
目前的少年法庭仅限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大量涉及未成年人人身和财产权益的民事案件未纳入少年审判机构进行审理，明显不能全面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少年法庭也不能介入涉及未成年人的行政案件。譬如，劳动教养和工读学校是目前矫治有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的重要途径，但是由于审批决定全在行政部门，法院不能介入，其结果是这些未成年人的权益遭受侵犯难以避免也难以得到司法保护与救济。在国际社会普遍提倡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进行全面保护、注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我国独生子女比重日益提高的背景下，仅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为审理对象的少年法庭制度，已不相适宜。归根结底，少年法庭建立和存在的目的是保护未成年人（治理少年犯罪也是一种保护），当少年法庭已经不能适应这一基本目的的实现时，理应寻求一种新的实现方式。
少年法院有无创设的必要是由社会各种因素决定的，而在各种主客观因素中居主导地位的是社会需要。正如著名青少年犯罪研究专家、中国青少年犯罪学会副会长肖建国教授所言：“现阶段社会强烈要求建立少年法院，……目前有的领导对建立少年法院有浓厚的兴趣，法学界、司法界有不少同志在不断呼吁建立少年法院，无非是看到了社会需要对少年法院的呼唤，看到了少年司法制度发展的客观规律。尽管领导个人的因素和社会舆论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但不能够也不可能随意左右少年法院的设置，因为归根结底社会需要才是决定少年法院建立与否的关键。” ④
创设少年法院的可行性
一、创设少年法院具备充分的法律依据
20世纪80年代初，一批有社会责任感、热心青少年工作的专家学者和实践工作者在筹建中国第一个少年法庭时，所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寻找法律依据。找来找去只找到一条——198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的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合议制。”“合议庭由院长或庭长指定审判员一人担任审判长”。以此为依据，在解放思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指导下，走出了创建“审理少年刑事案件合议庭”的重要一步。1988年建立独立建制的少年刑事案件审判庭时，同样面临一个法律依据问题，当时人们认为《法院组织法》虽然没有规定设立少年刑事案件审判庭，但也并没有规定不允许设立少年庭。确切的说，这些法律依据多少还是有点勉强的。
目前设立少年法院的法律依据相对当年创设少年法庭来说要有力而且充分得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12月4日）第12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1979年7月1日通过1983年9月2日修正）第2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审判权由以下人民法院行使：（一）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三）最高人民法院。”
3、《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1991年9月4日）第40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应当照顾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并可根据需要设立专门机构指定专人办理。”
4、《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即“北京规则”，我国于1985年11月29日批准加入）第2.3条规定：“应努力在每个国家司法管辖权范围内制定一套专门适用于少年犯的法律、规则和规定，并建立授权实施少年司法的机构和机关。”
2001年3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机构改革意见》中指出：“因特殊需要设置人民法院，由高级人民法院商有关部门同意后，报最高人民法院批准”，这实际上又明确了创设少年法院的审批程序。
二、少年司法制度十几年的发展为少年法院的创设积累了必要的经验和人才
少年法庭十七年少年刑事审判实践的探索，为少年法院的创设积累了许多有益经验。总结这些有益经验的成果是制定了适应未成年人特点的“寓教于审、惩教结合”的审判程序法律规定和实体法律规定，如《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等等。有些地方的少年法庭，如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在1991年8月曾经试着建立审理审理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的综合性少年案件审判庭，此举大大拓展了少年法庭的工作领域，把少年司法制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虽然这种模式当时并没有得到肯定，但却为综合性少年法庭的创设积累了有益经验。许多地方为了解决少年法庭案源不足等矛盾和强化少年刑事审判的专业化，突破传统的按行政区划划分少年案件管辖的做法，采取少年案件指定管辖的做法。此举有利于确保司法公正，有利于对失足少年的教育、感化和挽救，有利于检察机关对少年案件审判的法律监督，有利于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当然，它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同一地区法院之间工作负担的不均，影响公、检、法之间的工作格局等。上海长宁区法院与有关部门合作试验推行的“一卡制”，即用《未成年人犯罪情况剖析及对策跟踪表》把进入少年刑事司法审判次序的未成年人从教育、感化、挽救出发，把他（她）的个人情况，罪前表现、犯罪原因和条件，审教的历程和措施，审判后的处置，以及重新回归社会的帮困解难等等，列入一卡（表），进行历史地、客观地、科学地记录的制度。还有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提出的“三段两议制”，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的“三个工作重点”、“四个教育环节”、“四种类型座谈会”等等。这些都是创设少年法院的有益经验。
少年法庭十七年的发展为少年法院的创设提供了必要的专业性人才。一大批热心少年司法工作，具有较高政治素质、业务素质的和成年人案件审理经验的专业性人才已经形成。譬如如果把目前上海市分散在各少年法庭中从事少年案件审理工作的专门人员集中起来，则正好相当于一个基层法院工作人员的人数。
三、创设少年法院必要的经济基础、社会舆论背景等条件已经具备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少年法院的创设离不开必要的经济基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说决定了少年法院能否创设。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发展迅速，国家综合实力显著提高，一些地方已经提前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如果还有人怀疑少年法院在全国范围内普遍设立的现实性，那么一些经济条件较好、且少年司法制度发展较先进的地方完全可以先行设立少年法院，待时机成熟，在予推广。先试点后推广也是我国推行改革的传统做法和成功经验。
在现代社会，社会舆论是不容忽视的力量，少年法院的创设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独生子女逐渐成为我国未成年人的主体。以提高对未成年人保护力度、广度和水平为目的而创设少年法院，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可谓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说前些年创设少年法院还只是少数专家学者、实际部门工作者的呼吁的话，那么到今天，创设少年法院则已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共同的心愿。
由于我国特殊的文化背景，一项新制度的诞生，上层领导的态度显得非常重要，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少年法院的创设离不开有关领导的重视与支持。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创设少年法院的工作中，这一条件已经基本具备。2001年6月5日和6日，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支持，并委派一名少年法庭指导小组副组长参加，在上海市召开的有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河南五省的高级人民法院和部分中级人民法院的有关领导、法官，上海市有关部门领导、部分理论工作者参加的“五省市少年审判工作研讨会”专门研讨少年法院的创设，颇能说明一些问题。
未来少年法院的模式定位
少年法院的模式定位也就是建立什么样的少年法院的问题，这也是目前关于少年法院争议的核心和尚需加强研究的问题。综合专家、学者们对未来少年法院模式的主要构想，以下是笔者对未来少年法院的粗略素描：
第一个少年法院首先在少年司法制度发展基础较好而且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地区首先出现，而后再向全国推广。第一个少年法庭诞生地的上海，被大多数人认为是首选城市。
少年法院的级别属于基层人民法院，它设置于设区的市，全市的涉少一审案件均到该少年法院审判，少年案件的终审权则归属该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对于中央直辖市内少年法院的设置，因为目前的直辖市设置两个或两个以上中级人民法院，为此，可在中级法院辖区内设置一个基层人民法院级别的少年法院，终审权属该中级法院。为了解决可能会给群众带来的诉讼不便，一种多元的少年司法体制将可能会被采用，即在县、县级市基层人民法院建立综合性的少年庭，负责本辖区内少年刑事和少年保护等案件的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和各高级人民法院设置少年审判庭，它是一种名副其实的能指导少年审判工作的审判庭。也有专家学者主张少年法院的级别是中级人民法院，少年案件的终审权在高级人民法院，如此更会加重群众诉讼不便，也不合诉讼经济性原则，因而不为笔者所认同。
少年法院的收案范围是“宽幅型”的，即包括所有少年刑事案件和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民事、行政案件。传统的仅受理少年刑事案件的“窄幅型”做法将不再会被采用。
少年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将尽量采用符合未成年人心理特点的庭审方式，庭审人员尽量采取缓和的语气、对话式的庭审方式，“寓教于审”。任何可能加重未成年人心理负担、对未成年人造成伤害的做法都应尽量避免。
少年法院将更广泛地与社区教育以及工青团妇等具有维权职能的机构和组织联系，努力建成社区范围的未成年人教育保护网络。在这个未成年人维权网络中，少年法院将处于重要的位置。
每一项立法、每一新制度的创设也可以说是一个利益均衡的过程，在少年法院的创设过程中有可能损害一些部门的利益。这不仅需要作好协调工作，更需要那些部门利益可能受损的部门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以祖国下一代的利益为重，做出一定的牺牲，理解、扶持少年法院这一新生事物的诞生。有学者主张在少年法庭“成年”之际（2002年秋天少年法庭成立18周年）建立中国第一个少年法院，因为这样不仅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而且也意味着少年法院建立的时机已经成熟。这种愿望是美好的，但是创设少年法院还有许多路要走，首先是得到人大的批准，在明年秋天成立少年法院似乎还有一定难度。笔者预测在少年法庭成立20周年之际也就是2004年，中国将迎来第一个少年法院的诞生。
[本文原载《中国青年研究》2001年第6期]
张 晶
2003年9月10日——12日，全国监狱人权保障理论研讨会在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全国著名人权专家、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参加了这次大会。在会下，笔者有幸两次与徐显明教授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交谈。深感收益匪浅。现整理如下，以享读者。
☆张晶（以下简称☆）：欢迎徐校长在百忙中抽时间参加这次有关罪犯人权方面的理论研讨会。我知道您很早就进行了人权理论方面的系统研究，您的人权理论倍受关注。我也读过您在山东大学任职期间编写的有关“法理文库”中的不少专著，以及由您主编的《人权研究》刊物，尤其是前些日子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对您的采访。您是人权方面的权威，有您的参加，这次会议一定会开得非常成功。
★徐显明校长（以下简称★）：过奖了。我的确在人权的系统研究方面起步较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写的《论权利》的其中许多观点，现在还在被广泛引用。权利是法治的核心理念。我们倡导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共产党人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其基本点在于保障人权，在此基础上，还要发展人权，使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自由与幸福得到全面的发展。
☆：人权问题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特别是罪犯的权利、或者说是人权，受到广泛的社会关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罪犯的人权状况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文明的标尺。请问徐校长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你说的有道理。的确是这样，罪犯人权是一个特殊的领域。我们国家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发表了《中国改造罪犯的状况》白皮书。对罪犯的人权进行了全面、具体的概括，向国际社会展示了社会主义中国的人权状况。这是非常必要的。
罪犯是公民，他们在监狱服刑，他们的权利受到限制。这是社会正义的体现。同时，他们的权利也受到了特别的保护。考察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人权保障的状况，人们不是去看高层人士的人权如何，而是恰恰相反，人们要去考察处在社会底层的人士、弱势群体的人权保障程度。社会底层、社会弱势的人权得到保障了，整个社会的人权水平就提高了。罪犯正是处在社会特殊状态中的人，是弱者，需要受到特别的关照。
对一个社会来说，每一个人的人权都需要保护，社会为什么要特别保护妇女、儿童，为什么要保护残疾人，就是这个道理。正的因为如此，联合国才制定了《囚犯待遇最低限度规则》。
☆ 徐校长，我们对罪犯人权的认识到目前为止，还不
是很统一的，在广大基层监狱警察中，不少人还难以理解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保障罪犯的人权？他们认为，监狱警察的人权还没有保障呢，我们又如何保障罪犯的人权？我认为，这样的认识是偏颇的，我感觉这于长期以来的我们强调监狱是国家的专政工具，与我们对法的本质的理解有密切关系。如，我们对法的本质的理解实际是马克思针对英国资产阶级法所写的的一段话。我们具体表述为：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而这种意志是由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我以为我们的这种理解扩大了马克思的原意，因而是不准确的，有片面性。
★：这是马克思写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原话是这么说的“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马克思的这句话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说是，是针对资产阶级的，我们在理解这句话时，必须注意到特定的语境下的具体条件。如果我们将其无限放大，放到任何社会形态去理解，那就缺乏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的科学化，甚至是曲解了。问题就在于，我们的这种理解是普遍的，是长期以来支配我们思考和研究法律的核心思想。这表现在监狱工作实际中，就表征为监狱是专政工具。大家认为，对人民讲民主，对敌人讲专政，因而，在监狱服刑的罪犯就成为了专政对象。对专政对象，当然就不能讲人权。（张晶：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这是长期以来，制约我们思想的精神枷锁。人民的概念与敌人的概念是政治上的判断，而非法律上的判断。法律上，在理解“人”的时候，首先要承认所有的人都是法律关系的主体。在主体问题上，必须承认“普遍性”原则，即权利的主体是普遍的，亦即人权的主体是普遍的，不管是“敌人”，还是“人民”，只要他是人，他就享有人权。显然，对罪犯也要讲人权。这是建立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这次研讨会，我注意到，我们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还是倾向于探讨罪犯人权的受限制性，以区别于普通人的人权。我理解，这反映了实际部门的同志其深层次、或潜意识的表现出的对罪犯人权的一种不情愿，意思是说，罪犯的人权与普通人是不同的，不要老是强调罪犯的人权。言下之意是罪犯的人权是受到方方面面制约的人权。
★：对这个问题要全面、具体的分析。我不否认，有这种因素，但罪犯的人权的确不同于普通人。不同在于，他们是在服刑的前提下的人权。在人权理论上，这类人权被称为“特殊公权力的人权”，这类人权的主体如军人、外交官、受刑人等，他们的共同的特征是处在一种特别强制的法律关系中。
我们习惯于称呼的罪犯，这本身就是带有歧视的意思，有人格差别的成分。在欧美国家，对罪犯一般称呼为服刑人员；在日本、德国，他们被称为“受刑人”。这个概念表达的是一种状态，不带任何歧视性。
☆：在香港，称呼罪犯为在囚人士。
罪犯的人权，有赖于监狱、监狱警察的积极的作为才能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罪犯的权利是特别的人权。但这不是罪犯人权的“限制性”。限制性，更多理解为人权的消极意义的特点，如罪犯的人权是受到限制的人权。
★：是这样。
☆：在人权的意义上，罪犯的权利是多方面的。监狱警察习以为常的教育罪犯认罪服法问题，其实从权利的意义上说，是需要再探讨的。监狱有什么权力让罪犯认罪服法？监狱警察你如何知道罪犯有没有罪？因为所谓罪犯的罪，是由法院认定和判决的。对判决的态度，是受刑人意志自由的部分。强迫认罪，一旦判决是错的，这个强迫本身该如何认定呢？在受刑人的特有权利中，拒绝认罪应是一种权利。无这种权利，其控告、申诉及请求司法公正的权利又以什么为依据呢？
★：罪犯有不认罪的权利。监狱时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这里，罪犯认罪了，并且表现很好，突然，法院一纸裁定，改判为较轻的刑罚了。这就是法律上的笑话了。有错必纠是对的。但这和罪犯认罪服法不认罪服法是两回事。监狱警察，仅凭法院的判决书，很难认定罪犯是否有罪。有些案子是非常复杂的。在监狱，罪犯屈服于压力和自己的现实需要，表面上认罪服法了，其实内心深处并不服气，这样的认罪服法不过是自欺欺人，做给监狱警察看罢了。
☆：认罪服法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对罪犯还是有实际意义的：法律规定，认罪服法是罪犯减刑、假释的第一个条件。我们的理论一直认为，认罪服法是接受改造的前提和基础；我们的逻辑是，不认罪服法，何来改造？不改造，何来减刑？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正在努力改变监狱警察的僵化观念，确立罪犯是公民的现代理念，尊重罪犯的人权。使广大监狱警察明白，罪犯是公民，罪犯的人权，是和公民一样的神圣；形式一样的必需；救济一样的重要。
★：我注意到了你们的《江苏警视》杂志。上面有一页“论权利”的文字（张晶：其中，有您的一段，是《学习时报》上刊登的）。我也注意到了江苏介绍的经验。在法治的语境里去保障罪犯的人权，起点是高的。不过，要转变人们几千年来积淀的对人权的偏见是困难的。这次会议上，还有的同志把敌人和人民的概念拿出来去套服刑人员，说服刑人员中，有敌人，也有人民。这种表述没有意义。
☆：敌人、人民是政治概念；罪犯、守法公民是法律概念，二者是搅不到一起去的。
★ ：这些概念，很早就解决了。我们讲人权，首先
搞清楚人权的主体。不要老是批判抽象的人权；也不要只讲“类”人权。服刑人员，作为一类是有区别于其他“类”的人权，但是，服刑人员作为个体也是有人权的。不然，仅仅是作为“类”，仍然是抽象的，也是不合逻辑的。不要搞的连我们自己也都绕不清楚了。服刑人员的人权，我们在法律的范围内讨论，不要政治化，不要争论是敌人的人权，还是人民的人权。我们正在由政治社会走向公民社会，这是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必然趋势。服刑人员的人权也必定得到更快、更高的发展，这是我们所期待的，也是阻挡不了的。
《学习时报》的记者采访我时，我曾经说过，保障公民权利是依法治国的本质。执政为民，为民之何？我的判断就是为了人民（公民）的权利。人民的根本利益，要靠法律上的权利来实现。要以公民权利为中心重新构筑国家制度，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基础来建立法律制度，体现绝大多数人的意志的政治，也就是我们讲的民主政治。
我的意思是说，保障罪犯的人权，我们重要的是在思想观念上，或者说在理念上搞清楚人权所蕴涵的价值，这样，无论是保障公民的人权，还是保障罪犯——服刑人员的人权，我们都不会发生偏差，都会成为我们的自觉行动。
☆：您的见解很重要，对我们监狱机关的实际工作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和指导作用。谢谢您的指教。
从少年法庭到少年法院
——对我国目前创设少年法院的几点思考
● 姚建龙*
内容摘要 从根本上说，少年法庭向少年法院的发展过渡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目前，我国创设少年法院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第一个少年法院在中国的出现已经为时不远。
关键词 少年法庭 少年法院 少年司法制度
第一个少年法庭的诞生
美国伊利洛斯州在世界上享有盛誉，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该州在1899年制定了世界上第一个《少年法庭法》，同时在芝加哥市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少年法庭，开创了世界少年司法制度的先河。《少年法庭法》集少年刑事诉讼、违法少年的教育改造和特殊保护于一身，它以独特的视角、针对性的做法和良好的实践效果引起司法界的重视、社会公众的认可和欢迎，因此很快在美国本土推广并进一步波及欧亚大陆、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在我国的数千家基层法院中也许还没有哪一家会象上海长宁区法院那样在国内外广为人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该法院在1984年率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专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少年法庭（当时只是“少年刑事案件合议庭”，1988年才开始独立建制）。少年法庭建立后很快在未成年人保护和治理青少年犯罪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效果，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关注和指导下，长宁区的成功经验很被广泛推广，很多省、市、自治区的法院纷纷响应，仅仅两年，少年法庭就发展到100多个。到1990年底，全国的少年法庭已经达到2400余个。截止1998年底，全国共有3694个少年法庭。有必要指出的一点是，我国目前的少年法庭还只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庭，其受案范围仅仅限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这是与国外的少年法庭、少年法院有重大区别的。不过，无论是芝加哥少年法庭还是长宁区少年法庭，都是以青少年犯罪的增多和危害日益严重为背景的。
从1984年至今，我国的少年法庭已经走过了17年的历程，它在未成年人保护和治理青少年犯罪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但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正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田幸所言：“少年司法机构就象一个总也长不大的孩子，法律上没有地位，职能上难以健全，甚至其存在都受到了威胁，十多年来少年法庭走过的道路，经历了一个由热到冷、由蓬勃发展到徘徊观望的过程。”①今后，少年法庭向何处去？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应该怎样发展？这是专家、学者和实际部门的同志所共同思索的问题。
创设少年法院的必要性
一、少年司法制度改革和发展的需要
一般认为，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是从1984年上海市长宁区法院建立第一个少年法庭开始形成的，迄今已有17年的历史。如果说在少年法庭草创之初的主要争议是要不要少年司法制度的话，那么今天的主要争议则是一个建设什么样的少年司法制度的问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的少年司法制度一般都有几十年、上百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都具有下列共同特征：其一，设置具有特别性的少年法院，审理有关未成年人的案件；其二，设立专门的少年法官，负责少年案件的审理；其三，少年法院的管辖范围相当广泛，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它不仅以犯罪少年为管辖对象，而且凡属“需要监督的少年”、“需要照管保护的少年”均属于少年法院管辖的对象。设置综合性的少年法院是世界各国少年司法制度中所采用的普遍形式。例如，美国在1899年设立第一个少年法庭后，到1925年除了两个洲外所有各洲都成立了少年法院。今天，美国的50个洲和哥伦比亚特区都颁布了少年法院组织法。在德国，1908年在科隆建立了第一个少年法院，接着法兰克福也建立了少年法院。日本在1948年公布的少年法规定设立家庭裁判所，将其作为下级法院的一种。家庭裁判所是同地方法院平行的、独立的第一审法院，不服家庭裁判所的裁判可以向高等裁判所上诉。
少年法庭的存在和发展需要与之配套的法律和少年侦察、少年检察、少年矫治、少年法律援助等机构，除少数地方外，从总体上说，这些都还是缺乏的。创设少年法院可以促使这些法律和机构的出台和设立，形成公、检、法、司配套的工作机制，理顺人民法院与未成年人社会保护组织之间的关系，完善矫治、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社会帮教综合治理网络，是少年司法制度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少年法庭在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也需要对以少年法庭为主体的少年司法制度进行改革。中国青少年犯罪学会第二会长、著名青少年犯罪专家徐建教授这样评价少年法院的创设：它是我国少年司法制度走向健全法制化的关键一步，是一种对新的法律框架的追求和对成人司法模式的突破，是在原由框架基础上的重要飞跃，是少年司法制度发展中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建立少年法院在实践上能为科学解决目前少年司法实践中产生的矛盾创造根本条件，提供情况、数据、经验，也是从立法上、理论上有效加快少年司法制度的法制化、科学化的重要时间步骤。②
二、仍然十分严重的少年犯罪是建立少年法院的内在驱动力
少年犯罪是少年司法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内在驱动力。③世界各国少年司法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无不与少年犯罪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无不以严重的少年犯罪为背景，当然我国也不例外。建国初期，少年犯罪并不严重，因此当时并无建立少年司法体制的必要。文革结束后，新一轮犯罪高峰肆虐我国，其中尤以少年犯罪的激增最为突出。在20世纪50、60年代，青少年犯罪仅占整个犯罪总数的20%至30%左右，而据1985年统计资料已经超过60%，一些大中城市更达到70%。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少年法庭建立为标志的少年司法制度应运而生。十七年的实践证明：少年法庭在治理青少年犯罪中的贡献是巨大而不可抹杀的。但是，我国当前少年犯罪还相当严重。据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辑的《司法统计历史资料汇编》提供的数据，连续20年来少年犯罪在刑事案件总数中的比例一直在10%左右徘徊。目前的少年犯罪还出现了暴力化、成人化、低龄化、智能化、团伙化等特征，社会危害性十分严重。
少年犯罪在发展变化，少年司法制度也应随之发展变化。仍然十分严重的少年犯罪对少年司法制度的专业性、科学性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少年法庭发展到少年法院势在必行。
三、少年法庭已经不能适应对未成年人全面保护的需要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传统儒家文化大力提倡“幼吾幼以其人之幼”。可以说保护未成年人与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都息息相关。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21世纪将是独生子女的世纪，这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范围、力度、水平都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今天，一个未成年人出了问题，可能就意味着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的灾难。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是一个社会各界所密切关注的问题。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集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于一体的未成年人综合保护网络。这一综合保护网络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司法保护乏力，而司法保护又是综合保护网络中的最后保障线，其他保护方式有赖于司法保护为后盾。这不仅体现为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立法的滞后、缺乏强制执行力度上，也突出的体现在少年司法制度的不健全、少年法庭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上。
目前的少年法庭仅限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大量涉及未成年人人身和财产权益的民事案件未纳入少年审判机构进行审理，明显不能全面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少年法庭也不能介入涉及未成年人的行政案件。譬如，劳动教养和工读学校是目前矫治有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的重要途径，但是由于审批决定全在行政部门，法院不能介入，其结果是这些未成年人的权益遭受侵犯难以避免也难以得到司法保护与救济。在国际社会普遍提倡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进行全面保护、注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我国独生子女比重日益提高的背景下，仅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为审理对象的少年法庭制度，已不相适宜。归根结底，少年法庭建立和存在的目的是保护未成年人（治理少年犯罪也是一种保护），当少年法庭已经不能适应这一基本目的的实现时，理应寻求一种新的实现方式。
少年法院有无创设的必要是由社会各种因素决定的，而在各种主客观因素中居主导地位的是社会需要。正如著名青少年犯罪研究专家、中国青少年犯罪学会副会长肖建国教授所言：“现阶段社会强烈要求建立少年法院，……目前有的领导对建立少年法院有浓厚的兴趣，法学界、司法界有不少同志在不断呼吁建立少年法院，无非是看到了社会需要对少年法院的呼唤，看到了少年司法制度发展的客观规律。尽管领导个人的因素和社会舆论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但不能够也不可能随意左右少年法院的设置，因为归根结底社会需要才是决定少年法院建立与否的关键。” ④
创设少年法院的可行性
一、创设少年法院具备充分的法律依据
20世纪80年代初，一批有社会责任感、热心青少年工作的专家学者和实践工作者在筹建中国第一个少年法庭时，所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寻找法律依据。找来找去只找到一条——198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的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合议制。”“合议庭由院长或庭长指定审判员一人担任审判长”。以此为依据，在解放思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指导下，走出了创建“审理少年刑事案件合议庭”的重要一步。1988年建立独立建制的少年刑事案件审判庭时，同样面临一个法律依据问题，当时人们认为《法院组织法》虽然没有规定设立少年刑事案件审判庭，但也并没有规定不允许设立少年庭。确切的说，这些法律依据多少还是有点勉强的。
目前设立少年法院的法律依据相对当年创设少年法庭来说要有力而且充分得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12月4日）第12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1979年7月1日通过1983年9月2日修正）第2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审判权由以下人民法院行使：（一）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三）最高人民法院。”
3、《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1991年9月4日）第40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应当照顾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并可根据需要设立专门机构指定专人办理。”
4、《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即“北京规则”，我国于1985年11月29日批准加入）第2.3条规定：“应努力在每个国家司法管辖权范围内制定一套专门适用于少年犯的法律、规则和规定，并建立授权实施少年司法的机构和机关。”
2001年3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机构改革意见》中指出：“因特殊需要设置人民法院，由高级人民法院商有关部门同意后，报最高人民法院批准”，这实际上又明确了创设少年法院的审批程序。
二、少年司法制度十几年的发展为少年法院的创设积累了必要的经验和人才
少年法庭十七年少年刑事审判实践的探索，为少年法院的创设积累了许多有益经验。总结这些有益经验的成果是制定了适应未成年人特点的“寓教于审、惩教结合”的审判程序法律规定和实体法律规定，如《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等等。有些地方的少年法庭，如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在1991年8月曾经试着建立审理审理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的综合性少年案件审判庭，此举大大拓展了少年法庭的工作领域，把少年司法制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虽然这种模式当时并没有得到肯定，但却为综合性少年法庭的创设积累了有益经验。许多地方为了解决少年法庭案源不足等矛盾和强化少年刑事审判的专业化，突破传统的按行政区划划分少年案件管辖的做法，采取少年案件指定管辖的做法。此举有利于确保司法公正，有利于对失足少年的教育、感化和挽救，有利于检察机关对少年案件审判的法律监督，有利于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当然，它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同一地区法院之间工作负担的不均，影响公、检、法之间的工作格局等。上海长宁区法院与有关部门合作试验推行的“一卡制”，即用《未成年人犯罪情况剖析及对策跟踪表》把进入少年刑事司法审判次序的未成年人从教育、感化、挽救出发，把他（她）的个人情况，罪前表现、犯罪原因和条件，审教的历程和措施，审判后的处置，以及重新回归社会的帮困解难等等，列入一卡（表），进行历史地、客观地、科学地记录的制度。还有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提出的“三段两议制”，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的“三个工作重点”、“四个教育环节”、“四种类型座谈会”等等。这些都是创设少年法院的有益经验。
少年法庭十七年的发展为少年法院的创设提供了必要的专业性人才。一大批热心少年司法工作，具有较高政治素质、业务素质的和成年人案件审理经验的专业性人才已经形成。譬如如果把目前上海市分散在各少年法庭中从事少年案件审理工作的专门人员集中起来，则正好相当于一个基层法院工作人员的人数。
三、创设少年法院必要的经济基础、社会舆论背景等条件已经具备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少年法院的创设离不开必要的经济基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说决定了少年法院能否创设。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发展迅速，国家综合实力显著提高，一些地方已经提前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如果还有人怀疑少年法院在全国范围内普遍设立的现实性，那么一些经济条件较好、且少年司法制度发展较先进的地方完全可以先行设立少年法院，待时机成熟，在予推广。先试点后推广也是我国推行改革的传统做法和成功经验。
在现代社会，社会舆论是不容忽视的力量，少年法院的创设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独生子女逐渐成为我国未成年人的主体。以提高对未成年人保护力度、广度和水平为目的而创设少年法院，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可谓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说前些年创设少年法院还只是少数专家学者、实际部门工作者的呼吁的话，那么到今天，创设少年法院则已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共同的心愿。
由于我国特殊的文化背景，一项新制度的诞生，上层领导的态度显得非常重要，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少年法院的创设离不开有关领导的重视与支持。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创设少年法院的工作中，这一条件已经基本具备。2001年6月5日和6日，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支持，并委派一名少年法庭指导小组副组长参加，在上海市召开的有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河南五省的高级人民法院和部分中级人民法院的有关领导、法官，上海市有关部门领导、部分理论工作者参加的“五省市少年审判工作研讨会”专门研讨少年法院的创设，颇能说明一些问题。
未来少年法院的模式定位
少年法院的模式定位也就是建立什么样的少年法院的问题，这也是目前关于少年法院争议的核心和尚需加强研究的问题。综合专家、学者们对未来少年法院模式的主要构想，以下是笔者对未来少年法院的粗略素描：
第一个少年法院首先在少年司法制度发展基础较好而且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地区首先出现，而后再向全国推广。第一个少年法庭诞生地的上海，被大多数人认为是首选城市。
少年法院的级别属于基层人民法院，它设置于设区的市，全市的涉少一审案件均到该少年法院审判，少年案件的终审权则归属该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对于中央直辖市内少年法院的设置，因为目前的直辖市设置两个或两个以上中级人民法院，为此，可在中级法院辖区内设置一个基层人民法院级别的少年法院，终审权属该中级法院。为了解决可能会给群众带来的诉讼不便，一种多元的少年司法体制将可能会被采用，即在县、县级市基层人民法院建立综合性的少年庭，负责本辖区内少年刑事和少年保护等案件的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和各高级人民法院设置少年审判庭，它是一种名副其实的能指导少年审判工作的审判庭。也有专家学者主张少年法院的级别是中级人民法院，少年案件的终审权在高级人民法院，如此更会加重群众诉讼不便，也不合诉讼经济性原则，因而不为笔者所认同。
少年法院的收案范围是“宽幅型”的，即包括所有少年刑事案件和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民事、行政案件。传统的仅受理少年刑事案件的“窄幅型”做法将不再会被采用。
少年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将尽量采用符合未成年人心理特点的庭审方式，庭审人员尽量采取缓和的语气、对话式的庭审方式，“寓教于审”。任何可能加重未成年人心理负担、对未成年人造成伤害的做法都应尽量避免。
少年法院将更广泛地与社区教育以及工青团妇等具有维权职能的机构和组织联系，努力建成社区范围的未成年人教育保护网络。在这个未成年人维权网络中，少年法院将处于重要的位置。
每一项立法、每一新制度的创设也可以说是一个利益均衡的过程，在少年法院的创设过程中有可能损害一些部门的利益。这不仅需要作好协调工作，更需要那些部门利益可能受损的部门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以祖国下一代的利益为重，做出一定的牺牲，理解、扶持少年法院这一新生事物的诞生。有学者主张在少年法庭“成年”之际（2002年秋天少年法庭成立18周年）建立中国第一个少年法院，因为这样不仅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而且也意味着少年法院建立的时机已经成熟。这种愿望是美好的，但是创设少年法院还有许多路要走，首先是得到人大的批准，在明年秋天成立少年法院似乎还有一定难度。笔者预测在少年法庭成立20周年之际也就是2004年，中国将迎来第一个少年法院的诞生。
[本文原载《中国青年研究》2001年第6期]
